高心夔《陶堂志微录》内页。钤“天津严范孙先生遗书”印，现藏国家图书馆。
“该死十三元”是诗坛流传已久的一则掌故，出自清末薛福成《庸庵笔记》，谓当时颇有才名的高心夔，第一次在咸丰己未科会试复试中作诗出韵，次年又在庚申恩科朝考中作诗出韵，故两次都被列为四等，一生仕途蹭蹬。而据云两次试帖诗都是限“十三元”韵，于是促狭鬼王闿运赠以诗曰“平生两四等，该死十三元”。吴其昌先生在所著《梁启超传》中曾引此为例对清末教育状况提出强烈批评，谓八韵诗“以现代人之方音，而必押隋、唐时代之韵脚，无理取闹如此，而反认为天经地义……这真是活埋青年、活埋天才的秦坑！”按，清代科举试帖诗多为五言八韵之排律，自康熙颁定《佩文诗韵》后，用韵必须严格从之。而《佩文诗韵》实际上就是金代以来流行的《平水韵》，《平水韵》则又源自北宋《广韵》，《广韵》又源自隋代《切韵》和唐代《唐韵》，故吴先生乃有此说。不过从科举考试和诗歌创作的角度，未免都有些言重了。
任何考试选拔都应该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以期尽可能做到公平。现代考试都有很多“客观题”，连高考作文也有一些限定条件，原因即在此。试帖诗限定体裁、篇幅、用韵，就是一种客观标准，否则大家随便写一首诗，如何判定高下？用韵限依官方韵书也与此同理。所以高心夔因两次作诗出韵而遭黜，的确只能怪自己“学艺不精”。而所谓科举戕害天才的论调，其实也似是而非。从海量落榜者中找到一些所谓人才，并不能证明科举制度失败，因为科举中试者的人才比例无疑更高。
但若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讨论起来就要复杂一些。传统诗歌以押韵为第一规则，上古时期基本是随口语（方言）押韵，那么为何到中古乃至近世，作诗却提倡依据韵书呢？因为随着时代发展，诗歌不可能像上古时期仅流行于局部地区，再依照各地方语音押韵显然不利于大范围内的文学交流。所以隋代陆法言等人编订《切韵》，实际上是在综合考量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之后，制定一种“技术标准”，以便于大家共同遵守，这对于推动诗歌创作意义重大。不过自《切韵》以至《广韵》，韵部实在分得太细，写诗如果严格依此用韵难度很大，所以《平水韵》才应运而生，将其合并删减为106韵，而其之所以成为后代诗韵的主流，可以说主要因为其渊源有自而且难度适中。一言以蔽之，就是“法可变而不可常变”，当规则变化到合适的状态就应该尽量稳定下来，这样才有利于文学的交流和传承。
再回到“十三元”韵。这个韵部有很多字的确不像能相互押韵，而且容易跟其他韵部混淆。如果作近体诗首句用到邻韵，或者作古体诗用到通韵，涉及元韵就更麻烦。试举杜甫《石壕吏》为例，开篇四句通行本作“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村”属“十三元”韵，“人”属“十一真”韵，二字可以通韵；但“看”属“十四寒”韵，一般不能跟元、真部押韵。而且“看”与“走”也不押韵，这样两句换韵也行不通。那么“看”字岂不出韵了？杜诗竟有这种问题？所以有版本这句作“老妇出看门”，“门”也在“十三元”，就没有问题。此外还有版本作“老妇出门首”（“看”与“首”形近易讹），“首”与“走”同在上声“二十五有”韵，这样就是两句换韵，也没有问题。
清初毛奇龄《古今通韵》曾云：“真文元寒删先六韵通为一部，人鲜有晓者”，又云“客有疑杜甫《石壕吏》诗失韵者……殊不知村、人、看三韵正真文元寒删之通”。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则云：“此部六韵的相互关系并不一律。大抵真与文近，文与元近，元与先近，先与删近，删与寒近。寒删与真文最远，不可通韵；除非五六个韵同用，才算互相关连而可通。”并举杜甫《义鹘行》（元寒删先通韵）、《彭衙行》（真文元寒删先通韵）为例。长篇古风大体如是。至于近体诗首句用邻韵，王力先生则指出有“绝对不能相通者”，如庚蒸部与真部、真部与侵咸部、侵咸部与庚蒸部等等。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笔者曾依托大型诗词数据库“知识图谱”，就真文元寒删先六韵统计唐宋清人七律首句用邻韵的情况（注意以上各韵部均以《平水韵》为依据。唐宋人作诗当然不用《平水韵》，但唐宋韵书分部更细，所以如果某人用韵比合并后的《平水韵》都宽，那一定比唐宋韵书更宽），结果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比较而言，宋人七律首句用邻韵的比例最高，邻韵也用得最宽，清人用韵则最严格。究其原因，应该是宋代科举考试重策论、轻诗赋，写诗并不是很重要，而且如果要依官颁《广韵》（或节略版的《礼部韵略》）作诗，难度又比较大，所以在没有强制要求之下，诗人们日常创作中用韵自然就放宽了；但这种放宽又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人就自行选择邻韵来相通，因此岂止六部通韵，连王力先生所谓“绝对不能相通”者也常常相通，甚至关系更远的覃、盐部都拿来相通。而清人科举改从《佩文诗韵》，韵部较之唐宋已放宽不少，诗人反而愿意在平时创作中也遵照科举标准，以便适应考试，这样平时创作与应试创作差别不大，所以整体上显得要严格得多。偶有比较“出格”的邻韵用法，大多是追步古人之作。王力先生曾云：“如果通韵为的是少受拘束，自然无可非议，如果为的是在用韵上模仿古人，那真是多此一举了。”其实“尚古”在中国蔚为传统，所以在用韵上模仿古人极为常见。宋人通韵之宽出人意外，固然可能是为了少受拘束，但也不乏追步古代（唐代乃至汉魏上古）的因素。
另外有意思的是，清代康雍乾三代帝王之作，虽然一般认为水平不高，但在用韵方面的确做了表率。上述六韵之中，康熙、雍正七律首句从未用邻韵（即或者押本韵，或者不押韵）；乾隆诗作数量巨大，虽不如乃父乃祖之严格，但用邻韵也不多，未见“出格”之处。如其“元”韵七律226首，其中首句押韵者174首，仅4首用了邻韵（先韵，均为步韵苏轼之作）。此外笔者还特别留意几位精通音韵的学者之作，上述六韵的七律，收录作品较多者有顾炎武、钱大昕，顾作23首，仅2首首句不押韵，其余首句皆用本韵；钱作105首，仅1首首句不押韵，其余首句皆用本韵。他们在用韵上似乎更为严格，应该是非常清楚韵书的“技术标准”之性质，深知文学创作与音韵研究并非一事，故而乐意从之。所以对当代的旧体诗作者来说，用《平水韵》固然可谓一种坚守文化传承的信仰；对于愿意用“新韵”的诗人来说，自行其是亦未尝不可。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是而已。（原题“从该死十三元说起”，现标题为编辑所拟）
汪梦川
责编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