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
Atrulyeleganttasteisgenerallyaccompaniedwithexcellenceofheart.
优雅的情趣与心灵之美不可分。
美学翻译家朱光潜
壹
由“国故”到“西学”,朱光潜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成长起来
20世纪前半,时代际逢沧桑之变,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史上一大批学界先驱以其旺盛的精力和天才般的创造力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不朽的篇章,他们或著书以陈己见,或译介以传人言,的确,这是一个呼唤巨人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而这一时代所造就的学界巨子不仅有着不可遏制的再现自我的言说意识,即如在传达他人之言方面也表现出了难以压抑的强烈欲望。
朱光潜就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而且同鲁迅、郭沫若等众多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也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也曾自觉地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也曾直接或间接地经受过时代潮流的荡涤,这一切过后,他也最终走上了著述和译介生涯,并将几近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翻译事业。然而朱光潜的选择与追求却又自始至终地显示出独特之处,这其中自然不乏种种原因,首当其冲者应归于他早期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贰
漫漫求学路，随着阅历增长，每每自己的思想与现实相左时,总会义无返顾地甩开羁绊,从容不迫地迎来新生
朱光潜,笔名孟实,1897年9月生于安徽桐城一书香世家。祖父善长八股文章,父亲终生为私塾先生,于是他得以幼承庭训,6岁起即已开始接受正统的“蒙学”教育。十几年的旧式教育使他深受“国故”浸润,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他之所以始终未曾放弃“旧学”,而且在吸纳“新学”时始终采取一种理性的融合态度,这一切都离不开早期所受传统教育的影响。
1916年冬,朱光潜中学毕业后进武昌高等师范,越明年,入香港大学并就读于中文系。其后5年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此,一扇通往另一崭新世界的大门向他豁然洞开。于是他开始漫步于西方文学及哲学的殿堂,并忘情于生物学、心理学等闻所未闻的科学新知。这是他首次接触到西方现代思想,而这次由懵懂及至沉醉的洗礼也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狂喜,并决定了他将于异国他乡做出的最终选择。
1922年,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毕业,先于浙、沪两所中学教授英文,后同叶圣陶等人在上海创立立达学园。不久,他顺利考取安徽官费留学,于1925年夏取道苏联赴英,始就读于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等课程,修业3年期满获学士学位后转入伦敦大学学习。
然而由于自身阅历的不同,他的选择又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回顾朱光潜前半的人生道路,首先应该说他是不幸的,因为他错过了新文化运动这一陶炼自我的最佳时机,但同时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赶上了其时最后一波的留学热潮。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经历,他才最终选择了似乎更为远离现实的美学研究道路,或者就是因为这一对矛盾的命题,才使他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历经生活沧桑,几度思想更易。然而,他毕竟不愧为能够顺应时代选择的弄潮儿,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现实相左时,每每总会义无返顾地甩开羁绊,从容不迫地迎来新生,生活中如此,著述中如此,即便在翻译中,也是如此。
叁
“信达雅”、“直、意译”与“欧化”之争
在长期的著译生涯中,朱光潜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其中“不通一艺莫谈艺”就是这方面的结晶之一。正如下文要提到的那样,他一生极看重“博学”二字,但“博学”并非是最终目的,“博”为“专”的前提,及于“博”,才能“通一艺”,“通一艺”,才有资格发表一己之见。他一生曾致力于多种学问,而无论何种学问,只要专心其中,每每必深究出新意来。在翻译研究方面,他更是做到了这一点。
朱光潜曾写过多篇专门论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谈翻译》、《谈一词》，对“信、达、雅”、“直、意译”、“翻译与创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关于翻译标准问题,作者指出:“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还是不`信’。”众所周知,严氏翻译标准历来一直被奉为译事圭臬,但同时又不乏种种微词,朱光潜的反思即是其中之一。这种观点在当时译界是颇为普遍的,比如陈西滢就曾将文学作品的翻译归结于一个“信”字:“所以译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条件,那便是要信。”其后钱钟书更是以一个“信”字打发了其他:“译事之信,当包括达、雅。”比较而言,朱光潜的论证显然更富于思辨性,其新意主要体现在对问题所作的睿智与理性的思考。
至于直、意译之争,他认为二者本不该有所区别,忠实的翻译必定即要表达原义,又要保存原文结构,“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只是译者应同时兼顾中西语言不同的表达习惯,既保存原文风格,译文也应读得顺口。总之,“理想的翻译是文从字顺的直译”,至于“宁信而不顺”或随意阉割原文的翻译,则不过是不足为训的“乱译”。直、意译问题历来争论颇多,但每每无不以“婆理”“公理”草草收场,朱光潜的观点虽不乏创见之处,却似乎也难以令人心悦诚服。最后是翻译与创作孰为难易的问题。
朱光潜认为,“翻译比自著较难”,因为译者不仅要想作者之所想,同时还要将他的情感思想凝定于另一种语言。由此他断定,“只有文学家才能胜任翻译文学作品”。
朱光潜的诗歌翻译观是在长期以来对于中西诗论与文本精心研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他认为,诗歌绝对不可以翻译,所以然者,中西诗歌在风味传达上差异悬殊:“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张胜,中诗以简隽胜”。由此他得出结论:“诗不能译”。诗不但不可翻译,且不能以另一套语言解释。诗本身就是它唯一的最恰当的解释。翻译或改作,如果仍然是诗,也必定是另一首诗。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具有音义俱重的特点,义可传而音不可译:一切“成功”的译诗实在应归于创造在他看来,诗之不可以译,主要因为它以最精炼的语言表现最精炼的情思,主要由于诗之音韵为本乎情感自然流露而出的节奏,而诗的形式与实质都是在这同一瞬间孕育出来的。由此可见朱光潜诗歌不可译论的理据所在:诗之形式与内容不可剥离,诗的固定形式为表现诗的情趣所必须。这里他一方面强调诗的节奏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唯一因素,没有节奏的“诗”只不过是分了行的散文,同时还认为诗又是节奏与情趣的有机体,是实质与形式的混化无迹,因此诗不可以译,“用一种形式则成功,换一种形式则失败”。这就是朱光潜始终不一的观点,直至晚年,他还曾对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原则深表赞许,并认为意、形、音三者不可偏废其一,无论做诗或译诗,均应将其融贯,化为一体。
朱光潜虽然主张中文要有“适宜程度的”欧化,但欧化后的形式则不可有悖于本国语言的表达习惯。由此他不赞成两种欧化现象,一是生吞活剥地模仿原文语言结构,如鲁迅提倡的“直译主义”;二是堆砌修饰语,把一句话拖得冗长臃肿:“我不反对文字的华丽,但是我不欢喜村妇施朱敷粉,以多为贵。”
总之他认为,适宜程度的欧化是理应提倡的,但也应当照顾到本国语言的特性。如果一句话按照中文习惯可以说得同样精确有力,我们就绝不能进行欧化。
然而如何才能做到适宜程度的欧化呢?下面让我们看一个句子:“我写白话文,常尽量采用西文的文法和语句组织,虽然同时我也顾到中国文字的特性,不要文章露出生吞活剥的痕迹。”这句话显然就是主从倒装的欧化汉语,但在朱光潜看来它倒是可以接受的,并不属于上述两种他极力反对的过分欧化现象。
肆
在我国西方经典美学译介史上贡献巨大
同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中国美学的历史沿革无疑也得益于翻译的滋养,而在此过程中,朱光潜的作用与地位应该说是无可争辩的。在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经典美学名著,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潮与流派,并在吸收与批判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在他的一生中,翻译离不开研究,研究更离不开翻译。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翻译家,而作为翻译家,他又借此将自己造就成了一位风格独特的学者。至此我们不禁想起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说过的一句话:“然筚路蓝缕之功,在公论者,终不没于天下。”的确,时至今日,每当仍属于“朱记”的黑格尔《美学》以及维柯的《新科学》等一部部巨著赫然入目时,人们依然会记起这位开先河者在我国西方经典美学译介史上所成就的“筚路蓝缕之功”:“中国现代美学历史固然不取决于朱先生,而朱先生的功劳,尤其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在相当原则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面貌。”盖棺定论,此言应该可以服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