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研究之西蒙古——卫拉特
——自汉代始有“西域”之称，至13世纪初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并西进，通过的即是西域、中亚这个欧亚大陆之桥；这个咽喉通道之畅开，伴随的则是这一带诸多民族间关系的重建；历史活剧的叠次登台；社会经济、文化的活跃、变动……。这一切皆因蒙古人之兴起而发生的。这是不是可以说：蒙古人一走出他的摇篮故士面向世界时，首先就与“西域”发生并导致西域变化的重大关系？
十三世纪前生活于贝加尔湖周围原始森林部落的斡亦刺人即属所谓“槐因亦儿坚”——“林木中百姓”，1207年即归附成吉思汗并引拙赤征万斡亦刺惕。从那时起，蒙古族中的这一支“斡亦刺”到“卫拉特四部”，经历了与蒙古系其它各部及突厥语系各族融合的复杂过程。而其活动的地理位置在大“西域”一带，则是确定无疑的。这一支先后被称为斡亦刺、瓦剌、厄鲁特（卫拉持）、准噶尔、漠西蒙古（西蒙古）的西域蒙古人，一方面成为“黄金家族”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屡战有功；另一方面，自元明以来，在自己崛起、发展的过程中都发生过与本族内部其它各部，例如与东蒙古、喀尔喀部之间相互联系和对立。凡此均在整体蒙古族的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
一一在国际学坛，尤其是中亚史学界，有专门史的所谓“准噶尔学”；在文化学、或民俗学（史诗学）界，有个别诗学的所谓“江格尔学”，在当代苏联民族学界，有所谓“卡尔梅克学”等等。其实这都是从“西蒙古——卫拉特”这个研究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分支。为什么当今人口不多的一个民族的一部分，或者说历史上的一个部族，对其研究能在学术界形成如此局面与规模呢？这自然并非人为所致，而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本身所决定的。应该说，这个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单一民族（蒙古与卫拉特），同时也必须包括其活动的西域——中亚这个历史地理舞台进行综合研究，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就政治、历史方面。自元亡后，至18世纪末的400年历史进程中，西蒙古—一卫拉特不断崛起，多次结盟、征战，两度建有政权，开辟了广阔的疆域，占据了包括原故地在内的西域——中亚，横跨了欧亚大片土地。在此过程中它先后与畏兀儿、哈萨克、乞儿吉思（柯尔克孜）、乌兹别克……等众多突厥语族民族以及俄罗斯、诺盖等发生着重大的政治、军事等关系；也向东、向南更与满、汉、回、藏等民族发生了密切联系。从而导致了联合与分立；贸易与经济上的跃进与相对停滞；文化上的吸收、互补与促进、渗透等一系列的新变化。
二、从民族学、人类学方面活跃、动荡的西域一—中亚这一民族群体的大舞台，事实上在一个历史阶段中集中地促进了诸民族、共同体的交往、交流、异化、同化的过程，再加上其地处欧亚的地理条件，有的民族、集团融合而消失了；有的民族其“基因”发生了质的改组；也有出由政治、军事、社会的原因产生了新的民族，或共同体。其民族的固有传统，其原有的民族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审美观、甚至血统、体质都在发生急骤的变化。一部分卫拉特人的喀尔喀化、藏化和所谓“卡尔梅克人的出现”………等等即是。
三、宗教文化方面。在宗教上，蒙古人最初经过原始信仰，有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卫拉特人中有不胜枚举的史实），继而是信奉萨满；而后，情况巨变，西域一中亚之通，四大汗国之初，相当一部分蒙古人成了穆斯林；同时自1247年阔端接受西藏萨迦班第达在凉州的灌顶，开蒙古诸王皈依藏传佛教之始，1615年察罕诺门汗应拜巴噶斯之请到卫拉特弘布黄教、拜派义子赴藏学经，推出了著名的大喇嘛、大学者、著名活动家咱雅班第达大师。卫拉特与黄教之密切关系又促进了和硕特南下青海、西藏。有趣的是，十二世纪一度在欧洲传播的一则传奇故事是关于景教（基督教之聂斯脱利派）在蒙古人的传布。其中所谓“长老约翰”，马可·波罗书认为是指“王罕”，即克烈部酋长。20万之众的克烈部（新疆今土尔扈特之先祖）于宋时即皈依了景教云云。至于火袄教、道教、儒学对蒙古人、卫拉特人之影响，也是引人注目的。
四、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拉施特哀丁在《史集》中关于斡亦刺惕语言曾说：“虽然他们的语言为蒙古语，但同其它蒙古部落的语言（毕竟）稍有差异…”。其实作为方言词而有差别的语言现象本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至今在卫拉特语言中来自维、哈等突厥语的词语比率，大大超过蒙古语的任何方言区。这种语言上的多种影响，自然是与“西域一—中亚”这个特定环境密切相关的。《江格尔》大型英雄史诗已是蜚声中外，而对它开展与《玛纳斯》等阿尔泰语系，尤其突厥语族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已是自不待说了。如今新疆本土上的卫拉特人的舞蹈、其音乐、曲调、乐器以及反映在语言、行为上的某些民俗、风情，无不反映出西域诸民族的某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