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像别的男孩儿会去羡慕那些基辅武备中学的学生，虽然他们戴着有黄色花字图案的白色肩章，还在将官面前打立正。我也不羡慕那些文科中学的学生，虽然他们带银色纽扣的灰色将军呢大衣被认为很漂亮。从童年起，我就对各种制服式样的衣服不感兴趣，除了海军制服。
一九〇二年的秋天，我第一次穿上长长的裤子和中学生的校服上衣，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我那一刻感觉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我对自己来说变成了另外一个男孩儿，头上戴着重重的制帽。我厌恶这些硬邦邦的蓝帽子，上面还有一枚大大的帽徽，因为我的所有同学——预备班的学生们——竖起的耳朵总是从帽子底下撅出来。当他们摘掉帽子时，他们的耳朵才会恢复常态。但是，一旦他们戴上制帽，耳朵立刻就撅出来，就好像是故意为了让总学监博江斯基可以揪着它们用可怕的声音说：
“又迟到了，小东西！站到墙角去，想想自己的苦命吧！”
因此，妈妈刚一给我买回制帽，我就效仿自己的哥哥们，把帽子里面的小铁箍揪下来，扯掉缎子衬里。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制帽弄得越破烂，中学生的豪迈气质就越高。
“只有读死书的学生们，还有那些马屁精才戴新帽子。”哥哥们说。
应该坐在帽子上，把它揣在口袋里，或者，用它打落熟了的栗子。这样一来，帽子就有了战斗过的模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学生的骄傲。
大人们还给我买了一个背包，挨着后背的那一面是用鹿皮做的，如丝般光滑，他们还买了铅笔盒、方格本、薄薄的预备班课本，就这样，妈妈把我领到了中学。
外祖母维肯季娅·伊万诺夫娜此时正在基辅我们家里做客。她画十字祝福我，往我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十字架，链子冰凉冰凉的。她用颤抖的双手解开我黑色上衣的领子，把小十字架塞到我的衬衫里面，然后扭过脸去，把手帕按在自己的眼睛上。
“嗯，去吧！”她低声说着，轻轻地推开我，“你一定很聪明。好好努力！”
我和妈妈走了。我一直回头看我们的家，好像我永远被带离了这里一样。
我们当时住在阴凉、安静的尼科尔科－博塔尼切斯卡雅大街。在我们的房子周围，默默地伫立着几棵高大的栗子树，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树上已经开始掉落干枯的、五指形的巴掌叶子。那一天，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很暖和，但还有凉爽的树荫——这是基辅秋天常有的日子。外祖母站在窗旁，一个劲儿地冲我点头，直至我们拐到塔拉索夫大街。妈妈默默地走着。
当我们走到尼古拉耶夫街心公园的时候，我透过园中的绿树看到了学校黄色的大楼，我哭了。我，大概明白了，我的童年结束了，现在，我要努力学习了，求学的时光将是痛苦的、长久的，完全不会像我在自己家里度过的那些平静的日子……
我停了下来，把头紧靠着妈妈，使劲儿地哭，以至于我后背上的背包里面的文具盒跳来跳去，不时敲打几下，就像是它在问，它的小主人出了什么事。妈妈摘下我的制帽，用带香味的手帕擦干我的眼泪。
“别哭了，”她说，“你以为我很轻松吗？可必须这样。”
必须这样！直到妈妈说出“必须这样”这几个字之前，任何的话语都没有像这几个字一样这么有力地闯进过我的意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经常地听到大人们说应当“像应该的那样，而不是像你想的或是喜欢的那样”生活。我一直不能容忍这一点，并且问大人：难道一个人没有权利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吗？难道只能按别人希望的那样生活吗？但他们的回答是，让我不要谈论我不明白的事情。不过，有一次，妈妈对父亲说：“这都是你的无政府主义教育惹的祸！”父亲拉近我，我的头紧贴在他的白色西装背心上，他开玩笑说：
“在这个家里，没人理解我和你，科斯季克。”
当我平静下来、停止哭泣的时候，我和妈妈走进学校的大楼。宽宽的铁楼梯被鞋跟儿磨得发出铅一样的亮光，楼梯通往楼上，在楼梯上可以听得见上面可怕的隆隆声，就像是一群群蜜蜂在嗡嗡叫。
“别害怕，”妈妈对我说，“这是大课间。”
我们顺着楼梯向上。这是妈妈第一次不牵着我的手。从楼上下来两个高年级学生，他们走得很快。他们给我们让路。其中的一个冲着我的背后说：
“又领来一个可怜的小不点儿！”
就这样，我加入了一个不安与无助的预备班学生的团体，或者，就像老生们鄙视地称呼他们的那样，小不点儿团体。他们给我们起外号叫小不点儿，是因为我们矮小、灵巧，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大人的脚下挤来爬去、瞎捣乱。
我和妈妈穿过一个白色的大礼堂，里面挂着些皇帝肖像。特别是亚历山大一世的画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绿色的三角制帽按在大腿上。在他的猫脸两侧支棱着浅红色的络腮胡子。我不喜欢他，尽管在他的背后有一群插着羽饰的骑兵正沿着小山丘飞奔。
我们穿过礼堂，去总学监博江斯基的办公室——他很肥胖，穿着宽大的制服式的常礼服，就好像穿着女式的室内宽大长衣。
博江斯基把一只胖乎乎的手放到我的头上，他想了好久，然后说：
“好好学习，否则，我吃了你！”
妈妈尴尬地笑了笑。博江斯基叫来看门人卡济米尔，吩咐他带我去预备班。
妈妈冲我点点头，而卡济米尔抓住我的肩膀，带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了。卡济米尔牢牢地扼住我的肩膀，就好像害怕我挣脱后，跑去找妈妈。
教室里都在上课。走廊里空荡荡的、鸦雀无声。在大课间发狂的喧哗之后，寂静显得尤为让人惊讶。课间之后，尘土依旧飞扬。它飘浮在从花园射进来的阳光里。这是基辅第一中学的著名花园——一座百年公园，它占据城市中的整整一个街区。
我看了看窗外的花园，又想哭。在花园里，阳光灿烂，长着一些栗树。白杨树正在枯萎的惨白色和淡紫色的叶子在风中摇曳。
当我还是小男孩儿的时候，我就喜欢花园和树木。我不折树枝，也不掏鸟窝。或许，这是因为外祖母维肯季娅·伊万诺夫娜总是对我说：“世界如此美妙，人们应该生活、劳动在这个世界里，就像置身于一个大花园。”
卡济米尔发现我要哭了，便从他那旧旧的、但是很干净的常礼服的内口袋里掏出一块儿黏黏的“香草”糖，操着波兰口音说：
“下一个课间吃了这块儿糖。”
我低声谢他，接过糖果。
在中学的最初日子里，我小声说话，害怕抬头。一切都使我感到压抑：穿着深蓝色常礼服的大胡子老师、古老的拱顶、无尽的走廊里的回音，最后，还有校长别斯梅尔特内——一个上了年纪的美男子，留着金色的小胡子，穿着崭新的正装燕尾服。
他是一个温和的人，十分开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怕他。或许，是因为他坐在高级的办公室里，里面挂着外科医生皮罗戈夫[1]的肖像画，还有带雕塑装饰的天花板和红色的地毯。校长很少从里面出来。我们要完全按照规矩停下来向他鞠躬，可是，跟老师们问好时，我们是一边走着，一边问好。
[2]“鼻烟”，以及中学生们喜欢的唯一一个学监——普拉东·费奥多罗维奇。那个预备班所在的走廊归普拉东·费奥多罗维奇管辖。这在最初的时候救了我，使我避免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学监们应当监视中学生们的行为，并且报告总学监所有学生的行为。为此，还有惩罚措施——一小时或是两小时“不让吃饭”（换句话说，就是下课后，痛苦地坐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操行成绩给打四分，最后，就是叫家长去见校长。我们最怕的是最后一招。
在高年级，还有其他一些惩罚措施：暂时从学校开除、彻底开除，以及最可怕的——开除时，发一个“黑籍证”，此后，再没有权利进入任何一所中学读书。
我只看到过有一个高年级中学生被开除时被发了“黑籍证”。这是我已经上一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据说，他给了德语老师亚戈尔斯基一个耳光，德语老师是一个粗俗的人，脸绿绿的。亚戈尔斯基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他是笨蛋。这个中学生要求亚戈尔斯基道歉。亚戈尔斯基拒绝了。于是，中学生打了他。为此，他被开除了，还被发了“黑籍证”。
被开除的第二天，那个中学生来到学校。没有一个学监有胆量阻止他进来。他打开教室的门，从口袋里掏出勃朗宁手枪，把它对准了亚戈尔斯基。
亚戈尔斯基从桌子后面跳起来，用记分册挡着自己的脸，在课桌间跑起来，他试图躲在学生们的身后。“胆小鬼！”——那个中学生喊了一声，就转身出去，到楼梯转弯的平台上，开枪击中了自己的心脏。
我们教室的门冲着平台。我们听见爆裂声和玻璃的破碎声。有什么东西倒了，顺着楼梯滚下去。级任教师扑向门口。我们也跟着他跑了出去。
在楼梯上躺着一个长着雀斑的中学生。他抬起一只手，抓住楼梯旁边的栏杆，然后，他的手松开了，不动了。他的眼睛看着我们，带着那种惊人的微笑。
那个中学生旁边有几个学监忙活着。然后，校长别斯梅尔特内很快走了过来。他跪到那个中学生的面前，解开他的夹克，我们看见了衬衫上的血。“急救车”的卫生员已经顺着楼梯向上跑，他们穿着咖啡色的制服，头上戴着法国军帽。他们迅速把中学生放到担架上。
“赶紧把孩子们带走！”校长对我们的级任教师说。
但是，那个级任教师或许没听清，我们依旧站在那里。亚戈尔斯基从教室里出来，猫着腰去教师休息室了。
“滚吧！”突然，校长冲着他的背影说。
亚戈尔斯基转过身来。
“滚出我的学校！”校长低声说。
亚戈尔斯基沿着走廊跑了，跑的时候膝盖都软了。第二天，妈妈不想让我去学校，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我又去了学校。在学校，第二节课下课后就放学了。老师对我们说，我们中间有谁愿意的话，可以去参加那个中学生的葬礼。
我们所有人都去了——一群小小年纪、受了惊吓的孩子，穿着长长的外套，肩后拖着硬邦邦的书包。
那天很冷、多雾。学校所有的人都走在棺材后面。棺材里放了很多花。校长挽着一个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女人的手——她是这个中学生的母亲。
当时，我还很难弄清生活中的此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明白，生活给我们上了友情的第一课。我们依次走到坟前，往坟上撒一把土，就像是在发誓，我们将永远和善、公正地彼此相待。
但这都是后来的事了，而此刻，卡济米尔领着我去预备班。
桌子后面坐着级任教师纳扎连科——一个大嗓门的人，留着波浪形的蓝胡子，就像是亚述人的皇帝。高年级学生给纳扎连科起了个外号，叫他“尼布甲尼撒”。他们确信，他在暗探局工作。
整整一年，直到升入一年级，纳扎连科都在折磨我们这些小孩子，他用刺耳的嗓音、嘲笑、给我们二分的成绩来折磨我们，他还给我们讲别人怎样给他剪掉长进肉里的趾甲的事。我怕他，也恨他。我最恨的还是他讲的这个手术的故事。
我坐到低矮的课桌旁，课桌被铅笔刀割得斑斑驳驳。我呼吸困难。墨水散发出酸酸的味道。纳扎连科在给我们听写：“有一次，天鹅、虾和狗鱼……”[3]
在敞开的窗户外面，一只麻雀落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干枯的枫叶。我想和麻雀交换命运。麻雀透过窗子往教室里面看了看，它悲伤地吱吱叫，嘴里的枫叶掉了。
“新来的，”纳扎连科雷鸣般地吼道，“拿出练习本，写，别看别处看得出神，如果你想吃午饭的话！”
我拿出练习本，开始写。眼泪滴在吸墨纸上。当时，我的同桌——长着一双快乐的眼睛、皮肤黑黑的男孩儿埃马·施穆克勒低声说：
“咽一口唾沫就好了。”
我咽了一口唾沫，可是，一切照旧。我甚至很长时间都不能轻松地呼吸。
就这样，我中学的第一个学年开始了。灰尘、大课间的奔跑、怕被叫到黑板前的持续恐惧、沾满墨水的手指、沉重的书包、似乎已经逝去的生活的余音、窗外基辅电车悦耳的铃声、遥远的手摇风琴的声音、车站传来的火车头的汽笛声。沉重的火车驶离车站，飞快地奔驰，不时喷出蒸汽，穿过小树林和收割完的田地，那一刻，我们却佝偻着腰，坐在课桌旁，纳扎连科用干海绵擦教室的黑板时掉下来的粉笔灰让人感到窒息。
……预备班对面是物理实验室。一个窄窄的门通向里面。我们经常在课间往这个实验室里看。那里的长凳子围成阶梯式的半圆形，一直向上排列，直到天花板。
高年级的学生在物理实验室上课。我们，当然啦，在走廊里他们的脚下胡乱窜着，或许，这让高年级学生很厌烦。一次有个高年级学生——一个高个子的、脸色苍白的中学生——拖长音吹了一声口哨。那些高年级学生立刻开始抓我们这些小不点儿，把我们拖到物理实验室去。他们各就各位，坐在长凳上，抓住我们，随后用膝盖夹住。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这样。我们好奇地看架子上那些神秘的仪器——黑色的圆盘、烧瓶和铜球。然后，走廊里响起了第一遍铃声。我们要挣脱出来。高年级学生不放我们走。他们牢牢地抓住我们，给最能挣扎的小不点儿一个所谓的“梨”，就是呈螺旋状，并且十分用力地用大拇指在头顶上拧。这是很疼的。
第二遍铃声不祥地响起。我们开始奋力挣脱、哀求、哭泣。但是，那些高年级学生铁面无情。那个脸色苍白的中学生站在门口儿。
“当心点儿，”那些高年级学生对他喊，“一定算准了！”
我们没明白怎么回事。我们吓得号啕大哭。现在，第三遍铃声就要响了。纳扎连科就要冲进空荡荡的预备班教室。他的愤怒将是可怕的。我们即使泪流成河，也不能减弱他的愤怒。
第三遍铃声响起了。我们鬼哭狼嚎。那个脸色苍白的中学生举起一只手。这意味着，物理老师已经出现在走廊的尽头。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小心翼翼地听着物理实验室传来的哀号。
物理老师很胖。他要侧着身子挤进窄窄的门。此刻，那些高年级学生开始计数。当物理老师卡在门口时，那个脸色苍白的中学生一挥手。他们立刻放我们出去，而我们则歇斯底里地开始跑向自己的教室，跑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明白，痛哭声响彻物理实验室。我们跑得太猛，所以飞撞到被吓坏了的物理老师。一瞬间，门口聚集起一大群留着短发的小孩子的脑袋，就像是沸腾的漩涡。然后，我们就像推软木塞一样，把物理老师从门口推到走廊上，在他的两腿之间闯过去，飞奔到自己的教室。
幸好，纳扎连科耽搁在教师休息室，他什么也没发现。
高年级学生对我们实施的这一阴险的把戏只成功过一次。后来，我们就开始提防了。每当高年级学生们出现在走廊上，我们便立刻躲到自己的教室里，关上门，并且用几个课桌把门堵上。
这个娱乐项目让我们流了多少眼泪，这是那个脸色苍白的中学生想出来的。他叫巴格罗夫。若干年之后，他在基辅歌剧院用左轮手枪打死了沙皇的大臣斯托雷平[4]，被处以绞刑。
在法庭上，巴格罗夫表现得懒洋洋的，十分平静。当判决书被宣读完毕，他说：
“在我这一生中，还能再吃两千个肉饼，或者是吃不到了，这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
大人们说了很多关于巴格罗夫的事，并且猜他到底是革命者，还是暗探局的间谍，为了取悦沙皇而枪杀斯托雷平（尼古拉憎恨斯托雷平，是因为他不能对抗斯托雷平的意志）。我的父亲确信，一个在死亡面前能说出像巴格罗夫所说的这种不知羞耻的话来的人，不可能是革命者。
[1]尼·伊·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外科医生、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战地外科学的奠基者。
[2]果戈理小说《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什邦卡和他的姨妈》中的人物，特点是怯懦。
[3]引自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天鹅、狗鱼和虾》。
[4]彼·阿·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国务活动家、内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土地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的组织者。被暗探局的间谍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