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世纪，黑暗时代结束，希腊地区逐渐繁荣，数百个大小城邦国家分布其间，殖民地更星罗棋布于地中海、黑海沿岸。铁血尚武的斯巴达依靠压榨被征服的别国民众（希洛人），建立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职业军人国家。雅典则进行了多次政治改革与斗争。卢梭、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等政治家先后登台，使得雅典从传统的氏族贵族政治国家，成为中古时期的奴隶制民主典范。米利都派的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还有受其影响的毕达哥拉斯等，为这一阶段古希腊的哲学发展书写了异彩。
从公元前12世纪后期开始的黑暗时代持续了数百年，这数百年间希腊人并非原地踏步，只是更加平稳地发展。到公元前9世纪，希腊地区人口又开始增长，从东边传来的铁器更加广泛使用，生产力得到明显提高。随着人们创造财富的本领更大，社会分工又细化了。希腊绽放了新一轮文明之花。
希腊在迈锡尼文明时代已经出现了较为强大的王权国家，在黑暗时代王权有所削弱，退化为更小范围的、更分散的“农村公社”。随着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各地往来更加频繁，于是原本分散的“农村公社”，又逐渐聚集起来，形成了城邦国家。
但是，希腊的地形和过去两千年没什么本质区别，山地将小块适宜聚居的平原分割开来，因此，这些城邦国家都很小。在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大小的希腊地区，居然形成了好几百个城邦。其中最大的国家，比如雅典和斯巴达，也不过几十万人口。小的城邦甚至只有千八百人。
如同所有地区的人类社会一样，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出现了拥有更多财产的富人阶层；随着社会分工的强化，这些富人又成为掌握更多权力的贵族。但是希腊地区的贵族与同时期亚洲、非洲的贵族却有一点小的区别。
首先对平民而言，他们不具备东方君主那种生杀予夺的大权，贵族对平民也必须进行笼络。
其次贵族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多凭借的不是先天的家庭出身地位，而是后天努力取得的成就。一个贵族就算家财万贯，如果他只是满足于吃喝玩乐，终生一事无成，那么在社会上也将遭到众人的唾弃，视为纨绔废材。相反，他如果能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或者在运动会上夺魁，或者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色，那样才能赢得尊重。他们的竞争意识很强，都想从父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属于自己的荣誉。
那么，为何古希腊的贵族会有这样的特点呢？这大概还是和古希腊的政体特色有关。在东方的王国里，一个国王可能占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统辖上百万乃至数百万的民众，国君和权贵阶层相对于平民，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足以形成碾压优势。古希腊城邦国家都很小，一个城邦可能只有几万人甚至几千人，小国寡民，贵族能够占有的资源财富也十分有限。而且民众数量少，那么即使是一小部分民众，对于城邦的重要性也很突出。这样，两极分化不是很悬殊，贵族们也就能感受到来自下层的压力了。
此外，战争方式可能也对政治体制有影响，毕竟国之大事就是战争与祭祀。迈锡尼时代的战争，主要是部族首领和贵族驾驶着战车冲锋在前，依靠个人勇武及身边一群精锐的亲兵砍杀敌人。这和《荷马史诗》中描写的英雄们的战争模式也很接近。而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的军队逐渐采用步兵方阵，要求所有的士兵协调一致，肩并肩共同御敌，才能保证团体的生存。少数勇猛的将领如果孤身冲到方阵前面，就是找死。这种战术无形之中增强了作为步兵主力的平民（公民）之间的凝聚力，也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城邦贵族要是一下子得罪了几百个平民，下次打仗，搞不好方阵就摆不完整了，更别说获胜了？
随着生产力发展，希腊各地之间交流增多。强大的城邦国家之间，也不时因为大到抢占商贸、侵占领土，小到偷鸡摸狗、喝酒打架之类的矛盾而爆发战争。这些战争从规模上当然没法和传说中的特洛伊大战相比，但由于杀伤人命、损耗财富，也会造成不小损失。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想出了举办竞技运动会来代替战争的办法。
传说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邦伊利斯陷入与斯巴达的长期战争之中，军民苦不堪言。为了摆脱战乱，伊利斯国王决定在奥林匹斯山下的奥林匹克这个地方举办竞技比赛。奥林匹斯山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传说是宙斯为首的天神们居住的地方。这样的比赛也可以看作是对诸神的献祭。斯巴达王听到这个建议，欣然同意，并表示在运动会举办期间，他将停止战争。
这样，伊利斯和斯巴达之间的战火，就被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代替。据称，在公元前776年举行了史上第一届奥运会，希腊各国健儿在赛场上光着屁股跑步、投掷、驾驶战车，用流汗不流血的方法展现自己的勇猛，用不必送命的手段来竞争国力。很快，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参加进来，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成为整个希腊地区人们共同参与的盛典。尽管各国之间竞争依旧激烈，但通过这种激烈竞争，希腊的城邦国家们有了更多的彼此认同感。
随着奥运会的开展，广义上的“希腊人”概念也出现了。前面说过，古希腊-爱琴海这块地方，过去几千年先后进来了好几拨人，克里特人、迈锡尼人、多利亚人，还有爱奥尼亚人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经过数百年的沉淀，这些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使用同一种语言，渐渐地融合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同一个种群。
希腊（hellas）一词，一种说法源自希腊神话中的天后赫拉，一种说法源自希腊首位国王，建造方舟逃过洪水的丢卡利翁和皮拉夫妇俩的儿子赫伦。这个词在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9世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用于指希腊中北部的色萨利一带，在《奥德赛》中则指希腊的大陆地区。而在黑暗时代结束，希腊逐渐成为诸多城邦国家的统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有人必须经过严格审核，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比赛。
希腊人及其周边世界示意图
这就意味着，希腊人成为一种骄傲，一种荣誉。虽然分裂成为几百个城邦国家，但他们能在希腊的旗号下聚集起来。因此，历史上把公元前9世纪之后的数百年，称为“古希腊时代”——尽管先前的迈锡尼文明和克里特文明也是扎根于同一片土地，但只有到了这时，这方水土，这方人，才真正拥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名字。
第二节殖民！称霸地中海如前面的章节提到，古希腊人在公元前9世纪逐渐摆脱了黑暗时代，经济繁荣，人口增加。古代西亚、北非和东南欧地区的文明交流历来频繁，而古希腊人又占据着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从公元前8世纪起，古希腊人开始了大面积的殖民活动。
所谓殖民，就是古希腊城邦派出一部分人，到本土之外的其他地方去，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并可能扩展为一个新的都市。
古希腊人为什么殖民？大致来说，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随着人口增长，城邦原有领土难以养活过多人口。古希腊城邦都是小国寡民，领土狭窄，而且没多少拓展余地。人口稍微一增加，土地就不够了。于是只好把多余的人口打发出去开辟殖民地，其实就是自谋生路。有时城邦遭遇天灾旱涝，导致农田歉收，也只得移民逃荒。
第二种情况是城邦中的下层穷人，因为衣食不周，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威胁到社会秩序。这时候，城邦统治者和富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定送神大吉，于是提供船只、口粮和必要的生产工具，把他们派出去殖民。
第三种情况是城邦中爆发贵族和平民参加的党派纷争，各方虎视眈眈，乃至刺刀见红。有人为了躲避祸乱，选择背井离乡，另辟世外桃源。也有斗争的失败者，无颜待在城邦中承受胜利者的奚落、嘲笑和报复，干脆带领追随者，去海外闯出一片新天地。而胜利者为了自己的统治秩序，也乐意把这些不安定因素打发出去，因此鼓励甚至强迫政敌组团外迁。
据柏拉图记载，公元前8世纪末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后，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奴隶制度。但是王国中斯巴达妇女和希洛人奴隶所生的所谓“处女之子”，既不是奴隶阶层，又得不到土地和公民权。他们愤懑之下，准备暴动。于是斯巴达人劝诱这些人前往意大利半岛，在他林敦建立了殖民地。
除了前面说的这些为了应付困难被迫无奈的殖民，还有些殖民是城邦政府的积极行为，目的是通过殖民地扩展城邦势力。分出去的殖民地，相当于是城邦的分基地，既能够作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和集散地，必要时候也能作为政治和军事据点，扩大影响力，抢占要道。此外，殖民地还能占领土地，获得当地资源，以及在繁衍人口后提高城邦的整体实力。
古希腊的移民主要是走水路。那时候希腊人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已经相当发达，能够建造很大的船。这些船只中大的有30到50支长桨，就是说需要三五十个水手一起划桨。再后来，古希腊人甚至建造了双排、三排桨的大船，在海上行驶如飞。对于长途迁徙而言，海船比徒步、骑马效率高得多，因为可以运载大量补给。一个人划一条小船，速度比他自己走路或推个小车是要慢一些，但小船上可以运载的补给品，却比他自己扛着、推着的量多多了。更别提那些经验丰富的水手，还可以利用海流做免费长途旅行。正因为如此，弹丸之地的古希腊，以极高的速度对外扩张，足迹遍布欧亚非三大洲。
古希腊殖民的规模并不大。因为殖民团都是各城邦派出来的，而古希腊城邦最大的雅典和斯巴达也不过几十万人（含奴隶、外邦人等），一般几万人就算大国，其中公民数量更少。如果你指望他们派出千八百人的殖民团，那会严重损害城邦实力的。所以，多数城邦派遣的殖民团队，一般只有几艘船甚至一艘船，人数不超过二三百，达到千人的非常罕见。有的城邦人口比较少，没法独立组团，就和别的城邦“合股经营”，派人合作着殖民。
一般来说，外出殖民的青壮年男丁较多，他们会选举一个德才兼备的担任首领。除了带足开拓殖民地的劳动工具、生活资料、口粮种子等，还要从本城邦神庙的祭坛上取一支火种，并有本城邦的祭司随同。队伍出发前要举行祭神仪式，求神保佑。到达目的地后，用母邦带来的圣火点燃殖民地的祭坛圣灶，象征着殖民地与母邦骨肉相连，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根据现有的记载统计，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这200余年间，古希腊总共有40多个城邦进行了殖民活动，在海外建立了100多个殖民地。像米利都、哈尔基斯、科林斯、墨伽拉这些城邦都是殖民大户，其中米利都人建立了近30个殖民地。有些早期殖民地发展壮大后，也派出人马进行了二次甚至三次殖民。
希腊人的殖民区域，在东边主要是东欧和小亚细亚的黑海沿岸地区。有人认为，希腊神话中英雄们乘坐“阿尔戈号”船只前往科尔咯斯去盗取金羊毛的传说，就是对早期古希腊人往这个方向移民的隐喻。
在公元前8世纪前期，米利都人在黑海南岸的小亚细亚建立了希诺普。不久后希诺普人又出发并建立了特拉佩佐斯。200年后的公元前564年，米利都人和富凯亚人共同在黑海南岸建立了阿米苏思。
公元前7世纪，米利都人在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伊苏特鲁斯、提拉斯、阿尔比亚、阿波罗尼亚等殖民地；公元前6世纪，又建立了奥德苏思、托米斯等。米利都人还深入克里米亚半岛，建立了潘提卡派翁（今克赤）和特奥多西亚。至于黑海东岸，他们建立了费西斯和迪奥斯库利亚斯等。
总之，米利都人为首的希腊移民者们，沿着黑海岸边布局一系列殖民地，将黑海几乎变成了古希腊人的“内海”。因此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黑海地区的商贸几乎被米利都人垄断。此后，又有其他城邦的人在此建立殖民地。
在东部移民中，米利都人最大的对手是墨伽拉人。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在黑海沿岸建立了赫拉克列亚、美赛姆布里亚等殖民地。在马尔马拉海地区，米利都人和墨伽拉人互相争雄。米利都人建立了库济科斯（公元前756年）、帕里昂（公元前710年）、阿比多斯（公元前680年）等殖民地，墨伽拉人则建立了哈尔凯顿（公元前685年）、拜占庭（公元前668年）、塞吕姆布里亚和阿斯泰克斯等殖民地。同样参与这些地区殖民扩张的，还有富凯亚、萨摩私、列斯博思、雅典等古希腊城邦。小亚细亚南边的殖民点较少，但也有罗德斯人、萨摩斯人前往建立了几个殖民地。
在爱琴海西北岸地区，主要是哈尔基斯、埃列特里亚、安德罗斯岛和科林斯等城邦。色雷斯沿岸则是帕罗斯人、西奥斯人、克拉佐迈纳依人、萨摩斯人等。
隔着地中海的东北非洲沿岸，也成为古希腊人殖民的目标。古埃及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比古希腊文明要早两千多年。但当时古埃及已经衰败，希腊人的文明反而成为埃及达官贵人竞相学习仿照的对象。米利都人在尼罗河口的劳克拉提斯建立了殖民地，成为古埃及法老允许下的“国中之国”。在利比亚沿海地区，特拉岛的多利亚人建立了殖民城市普勒尼，后来普勒尼的部分人员又先后建立了巴尔卡、陶西拉和埃夫赫斯佩里德斯等殖民地。
在西方，古希腊人大举进入欧洲各地，如今天的希腊西北部、伊利里亚、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法国（高卢）和西班牙沿海地区。其中，西北希腊和伊利里亚主要是科林斯为主导。科林斯人在希腊半岛西部的科希拉岛建立了殖民地，此后科希拉本身也成为殖民大邦，与科林斯时而结盟，时而争霸。
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主要是优贝亚人、阿哈伊亚人、多利亚人、哈尔基斯人、埃列特里亚人等。还有前面提到的，古希腊头号军事强国斯巴达于公元前706年在意大利建立的他林敦。这些意大利的古希腊殖民地，又不断扩展，建立了许多子城邦。在他们200余年的努力下，意大利南部密布古希腊的城邦，被称为“大希腊”。而西西里岛东部同样有不少希腊殖民城邦，其中最强大的是科林斯人在公元前733年建立的叙拉古。
除此之外，意大利更向西的殖民者主要是富凯亚人。他们于公元前600年在高卢建立了马萨莉亚（今法国城市马赛），还在西班牙建立了艾慕波利埃，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也建立了一些殖民地。
古希腊人这200余年的大殖民，将“希腊世界”的范畴，从小小半岛上的几万平方公里，拓展到几乎整个地中海地区。这首先增强了古希腊各国的实力，尤其是增强了那些工商业富豪们的实力。正是希腊人的冒险精神才得以财富上的回报，他们也就更有力量和胆识去挑战未知的命运。亚非欧各国的商品和出产，随着洋流源源不断运往希腊本土及其各个城邦，使得希腊世界获得了百倍于黑暗时代的能量与活力。
古希腊人的大殖民示意图
尽管古希腊殖民的初始目的主要是经济，有时还伴随着军事征服，但这种殖民同样也促进了文明交流。较为先进的希腊文明扩展到地中海，促进当地发展，而希腊人也从希腊世界之外的国家和民族中收获了许多。这些外来元素加速了希腊自身的进步。
大殖民更提高了古希腊文明在世界范围的地位和影响力。例如古埃及王朝，由于仰慕希腊文明，在其末期竟然成为一个希腊化的国家。而意大利南部更是成为希腊世界的重要文化中心，不少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诞生或长住意大利，甚至意大利的名称，也是来自希腊语“小牛之国”。
第三节斯巴达！善战的奴隶主古希腊的几百个城邦国家，其国家政体千姿百态。有的是采用君王制（当然，如本章第一节说的，古希腊的君王和东方国家的有些差别），有的采用贵族共和制，有的采用寡头制度，有的采用民主制度……国家数量虽多，多是弹丸之地，籍籍无名。其中最强大的有两个，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古希腊时代数百年，可以说前一半就是这两个国家争霸的历史。本节我们先聊聊斯巴达。
斯巴达人属于多利亚人。前面说过，多利亚人在公元前12世纪从希腊北部南下，其中有三个多利亚部族，其首领号称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后裔的三兄弟，他们穿过地峡，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南部广大地区。其中大哥的部族占领了伯罗奔尼撒中部的阿尔戈斯地区（靠近迈锡尼旧地），二哥的部族占领了伯罗奔尼撒东南部的斯巴达地区，老三的部族则占领了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的美塞尼亚地区。哥仨裂土分疆，各地建国称王。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几支部族最早只是氏族公社，真正建立王国的时间是在公元前9世纪，也就是黑暗时代和古希腊时代之间。
三支多利亚部族来到半岛南部之后，经过数百年的黑暗时代，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多利亚人原本是希腊人中最为彪悍的一支，但阿尔戈斯人和美塞尼亚人与本地原有的部族进行融合，已不再具有过去那么强的扩张性。唯独斯巴达人，却认为身为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必须把祖先铁血尚武的精神发扬光大。
为此，斯巴达人建立了极为严酷的制度。
斯巴达及伯罗奔尼撒地区位置图
斯巴达是君主制，设有世袭制的国王。但斯巴达国王并不是一手遮天的独裁者。为什么呢？因为斯巴达有两个国王。这两个国王，分别选自两个不同的贵族家族，而这两个贵族家族彼此矛盾重重。除此之外，斯巴达还设有元老会和监察官会议。元老会由30个60岁以上的老年贵族组成，拥有司法权。监察官会议则由5名大贵族担任监察官，权力非常大，不但能够干涉国王的决定，还能罢黜、流放甚至处死国王。因此在斯巴达，至高无上的国王其实只相当于军事上的最高指挥官，真正的大权掌握在监察官会议手中。换言之，斯巴达名义上是君主制，实际上权力掌握在组成监察官的大贵族手中，更像是贵族政治。此外，国内还设有斯巴达公民大会，由所有年满30岁的斯巴达男子组成，理论上能对元老会的决议进行表决，但实际上其制约力量并不太大。在斯巴达，即使当上了国王，也过不上那种骄奢淫逸的腐败生活，反而会背负沉重的军事职责，还要受监察官死掣肘，真够郁闷。
不光是国王压力大，斯巴达全体公民的压力也大。斯巴达男人，不管贫富，禁止吃喝玩乐，不许过安逸奢华的生活。他们每日里必须聚集在一起，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跑、跳、投、刺杀，锤炼成为铁血勇武的战士。斯巴达女人也过着简朴而健康的生活，锻炼身体，目的是让她们能生下健康的下一代战士。斯巴达的小孩从生下来，就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凡是体质弱的、残疾的，直接淘汰。据说他们还会给新生儿洗冷水澡，感冒冻死的就说明不够优秀，便淘汰了。这样，能幸存下来的斯巴达婴孩，也都是体质健壮的猛人。男孩子到了7岁就必须离开母亲的怀抱，过集体生活，并接触军事训练；到12岁，就要编入少年队，接受一些次要的军事任务。等他们长大成人，就又是一批精锐战士。而女孩子虽然要求没那么严格，也得每天跑步锻炼，这样才能当好精锐战士的母亲。
由此可见，斯巴达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军事建设。斯巴达人没有什么科学，也没有什么文化艺术，更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斯巴达王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一个大军营。“斯巴达精神”也被作为尚武的象征。
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斯巴达男人全部当兵去了，这么多勇猛的战士，他们要吃喝拉撒，谁来干活供养他们呢？答案是，奴隶。
据考证，在斯巴达国家早期，那时候斯巴达的男人还是要干农活的，毕竟要当兵先吃饭嘛。随后，兵强马壮的斯巴达开始四处扩张，攻打周边的城池。周边有一些国家和部族被打败后，被迫向斯巴达臣服。他们被称为“边民”，相当于斯巴达的临时工。他们没有斯巴达公民权，不能参加军队，也不能参加公民大会，不具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劳动义务，但还算拥有人身自由。
公元前800年左右，斯巴达人攻占了南方沿海的希洛（又译黑劳士）地区，把当地被征服的希洛人全部变成了奴隶。为了省事，他们直接把通过这场战争征服获得的奴隶称为“希洛人”。之后，斯巴达在其他地方抓来的奴隶，也都叫作“希洛人”。“希洛人”成为奴隶的代名词，成为斯巴达国家中的一个特定的阶层。
从这里开始，斯巴达王国形成了“斯巴达人”“边民”和“希洛人”的三级制度。
在古希腊时代前期的100多年里，斯巴达王国发动了许多场战争，不但扩大了领土，也把大批其他城邦国家的民众变成“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中叶，斯巴达统一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奴隶制度基本定型。此后，斯巴达继续扩张。这回，厄运落到了他们同宗的美塞尼亚人头上。
前面说过，美塞尼亚人也是多利亚人的后裔，他们当初和斯巴达人几乎同时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占据斯巴达人西边的美塞尼亚地区。数百年过去后，美塞尼亚人没有施行斯巴达人那种军国主义，在侵略性方面已经大不如自己昔日的宗亲。公元前740年左右，一场战争终于爆发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被称为“美塞尼亚战争”。
“美塞尼亚战争”的导火索是一次边境的暴力冲突。
原来在斯巴达和美塞尼亚边境，有一座神庙。逢年过节，两国的人都来这里祭祀，多年来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某一年，两国的人却忽然在此发生了流血冲突。按说，斯巴达人这般彪悍，打起架来应该不会吃亏，但不知因为是美塞尼亚人同样流着赫拉克勒斯的血，还是另有阴谋，总之这场冲突中，斯巴达人居然吃了亏，还有一位国王给杀死了。
关于这场冲突，双方有不同的解释。斯巴达人宣称，有一群美塞尼亚的小混混，趁着人多，竟敢调戏、侮辱斯巴达的妇女。斯巴达国王见义勇为，前往阻止，才在冲突中被杀。美塞尼亚人则说，是斯巴达人心怀叵测，派了一群人男扮女装，怀揣着凶器，企图刺杀美塞尼亚人的贵族高官，美塞尼亚人是自卫反击。此外，还有说法是有个美塞尼亚财主，过去被一个斯巴达骗子骗走了大批钱财，儿子也在追债时被骗子杀了，因此才决心以血还血，在庙会杀了斯巴达人。
总之，事情已经发生了，斯巴达人要求美塞尼亚人交出凶手，美塞尼亚人经过内部商量，表示这件事不能光听斯巴达人说了算，应该交付第三方来公平仲裁。斯巴达人表面上沉吟不答，实际却在暗中准备动手。不久，斯巴达军队突袭了美塞尼亚边境的一座城堡，美塞尼亚人这才仓促应战，战争正式爆发。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前，斯巴达王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把美塞尼亚的土地全部拿到手！而在战争中，斯巴达军队抢走美塞尼亚村庄的粮食和牲畜，却没有毁坏庄稼地和房屋。这不是因为斯巴达人心地善良给美塞尼亚人留后路，而是他们一开始就打算把这块地方据为己有，哪里会毁坏它们呢？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斯巴达人的真正目的，多半就是为了占有土地，边境冲突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斯巴达和美塞尼亚两国比较，无疑斯巴达的军事实力更强。但美塞尼亚毕竟也是多利亚人后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持续了整整二十年。
战争一开始，斯巴达大军压境，美塞尼亚只能坚守城寨，伺机派出小股部队扰袭斯巴达的西部边境。经过三年的防守，美塞尼亚军队趁斯巴达人士气疲惫，出击反攻。他们选择在崎岖的地区作战，使得斯巴达人威武的步兵队形难以发挥优势，这样打败了斯巴达人，迫使斯巴达军队撤出美塞尼亚。
第二年，斯巴达军团再次杀入美塞尼亚。两军主力展开血战，美塞尼亚人处于下风。屋漏偏遇连夜雨，美塞尼亚发生了瘟疫，财政也难以支撑。无奈之下，美塞尼亚国王率众放弃平原地区的城镇，退往依托迈山坚守抵抗。但斯巴达也无法控制全局。依托迈山的美塞尼亚主力尚存，平原地区也不断有小股游击队活动。双方进行了持久的拉锯战。
在战争第十三年，美塞尼亚国王战死，军民选举智勇双全的亚里斯托德莫斯为新王。亚里斯托德莫斯一边继续采用游击战骚扰斯巴达军，一边广结外援，准备依靠国际盟友取得胜利。战争第十八年，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决战。美塞尼亚一方，请来了阿尔迪卡亚、西居昂和阿尔戈斯等城邦国家的援军，而斯巴达除了主力倾巢出动，也请来了科林斯国的援军。这样，战争扩大为古希腊多个城邦国家之间的大混战。这一战，得道多助的美塞尼亚取得了胜利。
然而这时候，斯巴达人铁血制度的厉害之处就凸现出来了。他们再度组织军队，杀入美塞尼亚，继续把美塞尼亚拖入无边无尽的战火。战争一打就是整整一代人，换谁也受不了，而且战火基本都在美塞尼亚的土地上展开，斯巴达人依靠国内的希洛人和边民供养，卯足了劲一波接一波入侵，美塞尼亚人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到战争的第二十年，亚里斯托德莫斯终于坚持不下去，在绝望中自杀。依托迈山的美塞尼亚人残部逃亡国外，大部分美塞尼亚人则留在国土上，沦为了斯巴达人的奴隶（希洛人）。
占领了美塞尼亚大片领土，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奴隶，斯巴达人可美翻了。他们尽情地在新领土上开展奴隶制，压榨新晋的希洛人。基本上，当时的希洛人在田地辛苦地耕作，要把一半的收成交给斯巴达奴隶主。这种敲骨吸髓的压榨，终于令美塞尼亚人忍无可忍。赫拉克勒斯的后人，岂能甘心为奴？在第一次战争结束后数十年，美塞尼亚人揭竿而起，发动了反抗斯巴达统治的全民起义，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这次战争的爆发时间，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说法不一，不过大致是在公元前7世纪前期。美塞尼亚人中间出了一位杰出的传奇领袖，叫作亚利斯托麦涅司。他不但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勇气百倍，而且智谋过人，敢于独辟蹊径。美塞尼亚人本打算推举他当国王，但亚利斯托麦涅司却婉言谢绝，最后就任大将军。
关于这位不当国王当将军的奇才，流传着许多故事。传说他曾在深夜潜入斯巴达城中的雅典娜神庙，把战场上缴获的一面斯巴达军队盾牌挂起来，还留言：“这是我亚利斯托麦涅司从斯巴达人手中缴获的，献给女神雅典娜！”把自诩尚武的斯巴达人气得七窍生烟。在战争第二年的猪坟会战中，他率领80名别动队员，直接冲向斯巴达国王，竟然杀得勇武举世无双的斯巴达王室卫队溃不成军，斯巴达王掉头溃败。之后，他又率领别动队转战各处，将斯巴达军队一支接一支打败，最终使其全线溃退，美塞尼亚军队大获全胜。此外，他还广交盟友，利用当时斯巴达强势扩张，引起周围国家的不安，把埃里斯人、阿尔卡迪亚人、阿尔戈斯人、西居昂人等都拉到自己一边。
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斯巴达人见正面难以取胜，就也采用外交战。当时美塞尼亚的主要盟友是阿尔卡迪亚人，斯巴达就收买了阿尔卡迪亚国王。在第三年的大壕之战中，双方刚一开战，阿尔迪卡亚国王就率军逃跑，还故意冲乱了美塞尼亚军队的阵地。斯巴达军趁势进军，包围了美塞尼亚军队。亚利斯托麦涅司虽然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带余部突围，退守埃伊拉山。
此后，亚利斯托麦涅司以埃伊拉山为根据地，又和斯巴达人进行了十余年的游击战。他率领300名别动队员，神出鬼没地袭击斯巴达人的农庄，把整个美塞尼亚的斯巴达人搞得心惊肉跳。斯巴达人多次围攻埃伊拉山都以失败而告终，直到围山的第十一年，才趁着大雨攻入山中。亚利斯托麦涅司率残部撤退到伯罗奔尼撒西北部的阿尔卡迪亚，准备挑选精锐，反攻斯巴达本土。结果，此事又被通敌卖国的阿尔卡迪亚国王泄露给斯巴达人，于是亚利斯托麦涅司的计划破产。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也以斯巴达人的胜利而告终。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个勾结敌国、出卖友军的阿尔卡迪亚国王，最后阴谋败露，被他自己的臣民们处死了。然而全民沦为奴隶的美塞尼亚，终究是救不回来了。
第一次、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前后跨越近一个世纪（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征服美塞尼亚后，斯巴达的领土和奴隶（希洛人）都大为增加。每一户斯巴达公民都得到了大片土地和几个希洛人奴隶，每年能够从土地上获得82斗大麦和一些油、酒，足够养活全家老小。这样，斯巴达公民真正地诞生了“脱产军人”，他们可以完全不必为了吃穿犯愁，专心致志地从事军事训练、打仗扩张。斯巴达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霸主，大部分国家都逐渐臣服于斯巴达人的军威之下。由于占有大片肥沃土地，斯巴达的农业发达，依靠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便能够自给自足。当然，种地的是希洛人奴隶。
政治方面，斯巴达的希洛人奴隶制度发展得炉火纯青。鼎盛时期的斯巴达，人口大约30万，其中作为统治者的斯巴达公民人数约3万，能当兵的丁壮男子不过万余人。另外约有六七万的“边民”和20万“希洛人”。希洛人饱受斯巴达人压迫，自然是充满仇恨。而斯巴达政府面对如此庞大的奴隶队伍，为了维护现有制度，又必须把斯巴达人全部武装起来，时刻准备投入镇压奴隶暴动之中。为了从心理上和力量上控制希洛人，斯巴达政府规定所有希洛人必须穿朴素的衣服，不管有没有犯错误，每年都要挨一次鞭打。此外，斯巴达政府还把青年斯巴达人编成小队，到农村中巡查，白天仔细观察希洛人中有没有聪明勇敢的、有号召力的或者有反抗精神的，然后在夜里突然袭击，把这些潜在的希洛人领袖杀死。甚至，每年新当选的监察官上任之时，都要举行向希洛人“宣战”的仪式。按照当时的规则，这样一来，斯巴达人杀死希洛人便成为“战争杀人”，不再存在任何道德上的亏欠了。这种仪式，实际上反映了斯巴达人和希洛人“永久敌对”的状态。
不过，再严酷的镇压，终究挡不住追求自由的心。在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结束后约二百年，即公元前5世纪中叶，美塞尼亚人趁着斯巴达与雅典争雄，再度爆发反对斯巴达人的大起义，史称“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
斯巴达国还有一次著名的改革，称为来库古改革。来库古（约公元前700年—公元前630年）为斯巴达的王族，传说他是斯巴达国王卡里拉欧斯的老师，在一次遭到谗言离开祖国时，前往向克里特国王请教治国之术，回来后据此制定了斯巴达的诸多政策，如放弃使用金银货币而用铁钱；所有斯巴达公民一起吃饭；未婚斯巴达人居住军营；给每个斯巴达公民分配土地，由希洛人耕种；从小严酷训练青少年以及国王、监察官、元老会和公民大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等。据说他为了让自己制定的法律得到永远遵循，自杀以明誓。不过史学界对此人到底是否存在，以及其改革措施真假，尚且存在争议。
第四节开辟！梭伦改革前面我们讲过，在古希腊各城邦国家中，最强的两个是斯巴达和雅典。斯巴达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而雅典则与之完全相反。斯巴达是君主体制，雅典则是民主体制。斯巴达土地肥沃，走的是农业与军事发展，即“耕战”的路线，而雅典土地相对狭小，三面环海，航运发达，最终以出海通商立国。斯巴达是野蛮其体魄，雅典则是文明其精神。
尽管两大强国在数百年间互相争雄，最后斯巴达甚至还占了一点上风，但客观说来，若论对后世欧洲文明的影响，雅典能把斯巴达甩出两条街去。
雅典位于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地区。这个地区西面通过地峡连接伯罗奔尼撒本岛，西北面与更广阔地区相连，也算得上是希腊半岛的咽喉要地。在迈锡尼文明时代，雅典也有过发达的城市和宫殿。在黑暗时代，这些宫殿也都如希腊其他地方一样荒废了。
雅典的守护神是女神雅典娜。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主要大神之一。她是天神宙斯与智慧女神摩提斯的女儿，是新一代智慧女神，也是农业与园艺的保护神、女战神、法律与秩序之神。传说腓尼基人首次建成雅典城之后，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都争当这个城市的保护神。两人决定比赛看谁能为人类提供最有用的东西。波塞冬变出了一匹战马，雅典娜则变出了一棵橄榄树。橄榄树象征和平与富裕，战马则象征战争。于是雅典娜获胜，这座城市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为雅典。
雅典比其他地区有一点好处，就是在黑暗时代，雅典的民众较少迁移。而且，其他地区的移民还有不少迁入到雅典。在古希腊时代，雅典贵族的家谱记载了祖先很多代人的名字，其中不少就是从希腊其他地方搬迁来的。
大批贵族和平民迁入雅典，增加了雅典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和技术。到公元前10世纪，雅典的陶器制造已经在希腊地区居于领先地位。人口的增加还加重了雅典耕地不足、粮食有限的矛盾，于是雅典人被迫转向海洋寻求出路，这就促使了雅典在海上的发展。
在公元前8世纪，雅典及整个阿提卡地区，都还处于松散的氏族社会。雅典人也有自己的国王，但国王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到公元前7世纪初，雅典的贵族和民众领袖们逐渐把整个阿提卡地区统一成一个国家，定都雅典城。
公元前682年，雅典在过去的氏族公社政治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政治制度。
首先，国家的大权掌握在9名执政官手里，其中包括首席执政官1人，王者执政官1人（负责宗教祭祀、氏族事务），军事执政官1人（负责军政战争），司法执政官6人（负责记录和保存法令）。这9名执政官有点类似现代的政府、内阁，首席执政官就是国家元首。执政官每年换届选举1次。
其次，有一个议事会，通常在战神山开会，故又称“战神山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既对国家大事进行最高决策，同时又有最高监察权和审判权，相当于近现代议会和法院的结合体。
此外，还有一个公民大会，由普通公民参加。
这么一看，公元前7世纪初的雅典，似乎政治已经很“民主”了。雅典这一套“民主”，实际上是贵族集团调教平民的工具。
首先是执政官。执政官的选举不是无条件的。只有门第高贵、家境富有的人，才能参加选举。因此，执政官选来选去，都是门阀贵族当权。
其次是战神山议事会。这个议事会是什么人组成呢？是由以前的历届执政官，卸任后就自动成为议事会终生成员。换言之，只有当过执政官，才能进议事会。这么一来，议事会也就完全被贵族控制了。
还有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确实是由普通平民参加的。然而也不是随便哪个平民都能参加。只有受到执政官邀请的那些平民，才能开会。
所以那时候雅典的民主制度，说是三套班子，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贵族统治平民服务的。
前面讲过，古希腊这些城邦的小国寡民，权贵对民众的压迫，远不如东方大帝国里面的少数暴君那样残忍和极端。但即便如此，也很过分了。据几百年后亚里士多德的描述，在公元前7世纪末到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成了一个豺狼世界。权贵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残酷压榨民众。他们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一部分靠奴隶耕种，一部分出租给贫民耕种，自己不用操劳，即可收获大批粮食。他们还把多余的钱财放高利贷。
不少雅典公民因为遭遇某些意外，欠下了权贵的债，很快被高额利息击倒，无力偿还，最终被迫把土地和房屋抵押给权贵。失去了土地和房屋，原本能够勉强糊口的独立平民，也就成为附庸。更惨的一些人，连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抵押出去，沦为了债务奴隶。这样，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土地和财产的集中越来越严重。
几个人的悲惨遭遇，可能是运气不好，能博得一些同情的眼泪。可是当整个社会上形成阶层对阶层赤裸裸的剥削，难免激起反抗的怒火。雅典的平民们朝不保夕，对这个城邦失去了信心，也经常聚集起来和权贵斗争。权贵之间也结成政党，明争暗斗，搞得国事一团糟。
贫富不均、高利贷横行还造成雅典工商业的萎缩。道理很简单，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众经济基础，现在雅典的广大平民朝不保夕，衣食不周，既没有能力消费，也没有余力生产，而富豪权贵凭借高利贷和农业产品就足以过上奢华生活。这样，谁也不会关心手工业和商贸。
到公元前6世纪初，曾经称雄一世的雅典已经日薄西山。陶器制作已经被另一城邦科林斯迎头赶上，而雅典的门户萨拉米斯岛，则被邻邦墨伽拉占领。
眼看内忧外患，大厦将倾，这时候一个伟人站了出来，为雅典城邦指出一条新的大道。他就是梭伦。他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
梭伦（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60年或公元前559年）出生于贵族家庭，他父亲艾克赛凯斯提德斯属于那种有良心的贵族，经常扶危济困，这么一来二去，把自己的万贯家财消耗得所剩不多。梭伦倒不在乎，父亲的钱不多，他就自己去经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梭伦为了做生意，游历希腊、小亚细亚各地，增长了见识，也开阔了胸怀。在这种行商游历中，梭伦结交了古希腊时代的不少哲学家、科学家，他的学识日益丰富，人文气质也锤炼得更加精粹，成为雅典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诗人。
作恶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穷。
但是，我们不愿用我们的道德去换他们财富。
因为道德是永远存在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
梭伦的诗不仅是直抒胸臆，也被他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毕竟，宣传这个阵地，我们不占据，敌人就要占据。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的门户萨拉米斯岛被墨伽拉占领，当时在雅典，围绕要不要出兵收复萨拉米斯岛，鹰派、鸽派激烈争论。梭伦是坚决主张收复故土的。他撰写论文，发表演说，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论证萨拉米斯岛自古以来就是雅典的神圣领土。
然而，雅典几次出兵攻打，都铩羽而归。雅典不少民众都感染了厌战情绪。而把持大权的执政官和战神山议事会，也生怕贵族和平民中的鹰派继续煽动收复失地，给他们出难题。于是他们利用民间厌战情绪，通过了一条法律：凡是敢提议收复萨拉米斯岛的，一律处死！
这种防民之口的手段，顿时让梭伦非常愤怒。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借文艺作品宣扬政治观点。他经常装疯卖傻，做出一副行吟诗人的架势，跑到市场上当众高声吟诵自己的诗篇：
起来，到萨拉米斯去！
夺取那美丽的岛屿，洗雪我们的耻辱！
梭伦
诗歌的感染力，胜过长篇累牍的说教。在梭伦的感召下，大部分平民奋起抗争。执政官和战神山议事会眼见民情汹汹，众怒难犯，只得废除了禁口的法律。他们就坡下驴，让梭伦担任军事指挥官：你既然说得这么慷慨激昂，那这烫手山芋，只好请你老兄来接啦！你去把萨拉米斯岛夺回吧。
梭伦欣然受命。他可不是那种只会煽动别人上前线的人。公元前600年，年仅30岁的梭伦亲率雅典军队进攻萨拉米斯岛。他一面激励士兵，身先士卒；一面巧妙地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终于一举击败墨伽拉，收复了萨拉米斯岛。
这下，全雅典沸腾了。梭伦成为一个头戴神圣光环的英雄。而对广大平民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同情平民的贵族政治家，他给平民带来了摆脱苦难的希望。公元前594年，梭伦在平民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
此后，掌握了上层权力的梭伦，开始他的改革。如果说之前的萨拉米斯之战，他是要把美丽的海岛从敌人手中夺回，那么这一次，他要从苦难与混乱中拯救整个雅典城邦。
关于梭伦改革的具体时代，历史学家存在分歧。对于某些措施有没有实行，以及是不是梭伦的原创，也存在争议。不过大体上，梭伦改革主要包括这么几点：
最重要的是“解负令”，也就是解除债务的命令。如前所说，当时由于贫富悬殊，大批穷人遭到高利贷盘剥，土地被抵押吞并了，人身自由也被抵押，成为债务奴隶。而一个平民纷纷沦为奴隶的城邦，是没有希望的。梭伦颁布法令，解除了高利贷的债务，让很多平民重新获得自己的小块土地，更让沦为奴隶的人重获自由。对于那些已经被贩卖到外邦的人，则由国家财政出钱赎回。梭伦这一刀下去，对广大平民简直就是救苦救难，人们欢呼雀跃。
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梭伦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此前的恶行，还规定以后禁止再用人身自由作为借债的抵押品，并规定一个公民拥有土地的上限。这样，就能阻止贵族再通过债务把平民占为奴隶，或攫取过多土地。
大家可以看到，梭伦这一改革，对于富裕者，尤其是那些富可敌国的阔人们，简直是割肉放血。这样激烈的改革，在近代没有发动战争是很难实现的。可是在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居然就那么风平浪静地完成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雅典有民主传统，梭伦政策保障了大多数平民的权益，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从而在程序上对抗权贵。另一方面，在于梭伦也为这些受伤的阔人们准备了应有的补偿。
这种补偿就是政治权利的重新划分。他把全国公民按照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年收入折合500斗（古雅典一斗约52.53公升）以上的粮食。第二等级是300—500斗。第三等级是200—300斗。第四等级是200斗以下。第一、二等级可担任高级官职，在军队中担任骑兵。第三等级可担任一般官职，在军队中担任重步兵。第四等级不能担任官职，在军队中担任轻步兵。
这种权利划分制度，很显然，就是有钱人的政治地位更高。相比过去的制度，大权都掌握在门阀贵族手中，这种新的制度只看财产，不看门第，实际上把大批新兴有钱土豪放到了足以抗衡老旧门阀的地位之上，也就得到了新土豪们的支持。同时，只要有钱，不论出身贵贱，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这从客观上也能刺激人们努力挣钱，打破门第观念的桎梏。
在过去，雅典城邦大权主要掌握在贵族俱乐部——战神山议事会的手中。而梭伦则把过去边缘化的公民大会锻造为新的最高权力机关。过去的公民大会参加者必须受到执政官的邀请，如今则是所有四个等级公民都能参加，拥有战争、媾和及选举等大权。公民大会的预案准备和审查，则由其常设机构——四百人会议负责。四百人会议由各部族选举产生，前三个等级的公民均能参加。
此外梭伦又设立了陪审法庭，这个法庭的成员，从全体公民中选择，而选择的方法是抽签。抽签这种手段看似儿戏，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财富、权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赋予每个人均等的权力机会。这个抽签产生的法庭，是雅典最高司法机关，判决结果由全体法庭成员投票表决。这样一来，即使最贫穷的公民，也拥有了生杀予夺的一次机会。任何一件案子，大多数人的意志便很可能被贯彻到判决结果中，少数贵族难以依靠权势来左右判决了。
通过加强公民大会、建立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就被剥夺了一半。贵族们对雅典政治的把控能力大大下降。当然，这只是法规层面。实际上，贵族们靠着手中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依然能对貌似民主的机制进行很大程度的操控。
梭伦制定了新的法律。雅典过去的法律非常严酷，偷一个水果或者干活偷懒都要被处死，被称为“血写的法律”。梭伦对此进行了改革，除了杀人犯，其他人都不判死刑。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发起诉讼，外邦人士的契约，只要不违背雅典法律，同样有效。梭伦的法律条款还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禁止奢侈挥霍，禁止无业游民，等等。整体来说，改革促进雅典司法向更文明的方向进步。这些法律都以明文张贴在市场附近，供全国人民阅览。
梭伦还大力促进工商业发展。他禁止橄榄油之外的农作物出口，以保证雅典粮价不至于太高，确保雅典人能填饱肚子，并降低工商业成本。他制定法律，规定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鼓励外邦的手艺人移民雅典，允许他们获得公民权。他颁布种植树木、开凿水井的基建法令，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可以说，梭伦的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针对雅典当时的种种弊政，进行了相应的解决。然而但凡改革必然有受益群体和受害群体。梭伦改革的资源再分配，大致是把政治资源从门阀权贵手中夺走，大部分给新兴富豪，少部分给平民。而把财富从富人手中归还一些给平民，虽然整体上促进雅典发展，最后大家共赢，但失去了利益的还是会不满，而得到利益的则会嫌不够多。于是，门阀权贵心疼自己的政治权力，下层平民觉得自己居然不能当官，心里也不满。梭伦在他成功的巅峰，陡然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
好在梭伦毕竟是诗人，有着浪漫的情怀和潇洒的心态。既然你们不喜欢我，我就走了好啦。他辞去官职，重新游历四方。他在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游历十年，见过了诸多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自认为从中受益匪浅。
梭伦晚年雄心勃勃，但对政治没啥兴趣，打算在文学方面取得成就。他想写作传说中亚特兰蒂斯的历史，还想写一些寓言故事。然而他年事已高，动笔迟迟。最终梭伦还没来得及实现这些计划，便在公元前560年去世，他的骨灰被洒在萨拉米斯岛上。这个岛，既是梭伦光辉的起点，也将在未来再次上演拯救古希腊世界的伟大一幕。
第五节铁腕！庇西特拉图僭主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古希腊那些“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中，一度流行一种叫作“僭主”的政治制度。所谓“僭主”，本来是对国王的一种称呼，后来特指那些依靠武力推翻政敌，夺取政权的独裁者。相对于当时古希腊的民主选举制度，僭主夺权当然显得有些粗暴。不过有趣的是，古希腊早期的这些僭主，很多是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支持，依靠平民的力量来对抗权贵集团的所谓民主。
换句话说，就是广大下层公民，觉得贵族们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他们太不公平，于是跟着一位领袖掀桌子改规则了。
当时古希腊的很多城邦都有僭主出现。比如科林斯的居普赛罗斯（约公元前657年—公元前625年）及其子孙；西居昂的克里斯提尼（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70年当政）；还有阿尔戈斯、墨伽拉、埃皮达吕罗斯和纳克索斯岛等也都出现过僭主政治。
这些僭主的共同点是：通常能得到多数平民的拥戴，并且当政时采纳了一些改革措施，提高平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位期间发展了生产，打破了昔日氏族部族为基础的政治体制；采用武力对抗并驱逐了氏族的门阀贵族，甚至杀死他们，并且当政后剥夺与削弱了旧日贵族的一些权力。在僭主们的统治下，古希腊各城邦实力有了显著的发展。
不过另一方面，僭主毕竟是依靠武力政变这种暴力道路上台的，且上台后以铁腕独裁的手段来改革国家。而古希腊各国已经养成了“程序正义”的民主习惯。因此僭主政权往往并不牢固，即使是当初拥护他们的平民大众，一旦其当权之后，也渐渐无法容忍这种独裁。而遭到僭主们打击的门阀权贵则趁机反攻倒算。于是一般在数十年之后，僭主们也一个个被推翻下台。
这其中，最著名、对历史影响最大的，要数雅典的一位僭主，名叫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27年）。
庇西特拉图出身名门权贵，据说远祖是《荷马史诗》中的派洛斯国王涅斯托尔，后来因躲避战乱迁移到雅典。他的另一位祖先在公元前7世纪担任过雅典执政官，他的母亲也是贵族，伟大的改革家梭伦是他的表哥。当然梭伦比庇西特拉图要年长30岁左右，基本差一辈儿了。
由于有梭伦这位表哥的榜样在前，庇西特拉图自幼立下了雄心壮志。他积极向表哥学习，修文练武，很快成长为贵族青年中少有的精英。公元前565年左右，雅典和墨伽拉再度为争夺萨拉米斯开战。庇西特拉图担任雅典军的司令官。他巧妙地调动部队，避实击虚，大破墨伽拉军队，更夺取了墨伽拉的重要港口尼塞亚。这一年，他不过30多岁，和当初梭伦夺回萨拉米斯的年龄差不多。赫赫战功，令庇西特拉图成为雅典的又一位青年明星。
这时的雅典，距离梭伦改革已经过去了多年。虽然梭伦改革打击了部分权贵，提高了公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梭伦改革力图完全控制在法律框架内，哪一方都不得罪，这难免受制于各种因素纠葛。此时雅典社会依然矛盾重重，最贫穷的农民没有从梭伦改革中得到土地，非常不满。贵族政客们则形成了三大党派：美加克列斯为首的“海岸派”，主要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富豪，这一派也是最接近梭伦的集团；吕库尔格斯为首的“平原派”，主要代表保守的氏族权贵；庇西特拉图为首的“山岳派”，代表平民阶层。
在这三派中，庇西特拉图的山岳派最得人心。一方面，他经常站在贫穷公民的立场，宣布自己要帮助穷人，分配给他们更多的财富，解决他们的困境。另一方面，在三派的政治斗争中，庇西特拉图也做出很温和的态度，谦逊而宽宏地对待另外两派的政敌，号召大家政治斗争一定要适度，要有理有节。这样一来，不但贫民们把他作为自己的救星和领袖，甚至另外两党也觉得庇西特拉图是个相对不那么讨厌的敌人。庇西特拉图的威望日益提升，很多人把他看作解决当前雅典危机的希望。
一片和谐声中，只有庇西特拉图的表哥梭伦发现了不对劲。梭伦和庇西特拉图的私人关系是相当好的，表弟过去常常向表哥学习讨教。但也正因为如此，梭伦对庇西特拉图的了解，比任何一个古希腊人都多。这位偶像此时已经年将七旬，然而依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向公众呼吁：“警惕啊，我这个表弟庇西特拉图，是个可怕的野心家，你们不要被他人畜无害的外表迷惑了！”庇西特拉图遭到表哥这种公开揭发，心头怕得要命，可他也没别的办法，只好继续卖力地表演着，指望冲抵表哥带来的不利影响。
幸好，雅典人一贯自信，他们早已对梭伦改革带来的成果习以为常，也不觉得梭伦的眼光就比自己高明。因此最终没人把这老头子的呼吁当回事。
公元前560年，梭伦去世。庇西特拉图松了一口气。这回没有人能识破他了，于是他加紧准备夺取政权。在庇西特拉图看来，选举斗争太麻烦，就算能得到多数人拥戴，也难免遭到政敌的牵制。为此，他决定采取更加简单明了的手段——武装暴力。
但如何才能组建武装呢？雅典只是个城邦，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要组建一支私人武装而不被人发现是很难的。为此，庇西特拉图想出了苦肉计。
在一次公民大会中，轮到庇西特拉图发言了。这位政治明星一瘸一拐地走上来，脸上、身上都是伤痕。在大众的诧异目光中，他悲愤地控诉：“天啊，雅典的民主之耻啊！我走在路上，居然遭到了政敌安排的暴徒袭击！他们打伤了为我拉车的驴子，还把我打成这样！”
民众们顿时愤怒了。好狠心的政客，竟敢殴打我们敬爱的、温和的庇西特拉图！谁干的，交出凶手！可是那会儿又没有监控摄像头，连衙门都没有，谁都不承认，找谁要人呢？
这时庇西特拉图的一个支持者跳上台发言：“诸位都看到了，敬爱的庇西特拉图为了我们公民的权益，遭到了暴徒的殴打。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提议，授权给他组建一支私人卫队！”
大部分民众公然表示同意。于是，庇西特拉图获得了组建私人武装的权力。这支武装兵力为50人，武器装备为木棍。
听起来好像挺可笑，中国古代一个地主的家丁也不止这个数吧？但那时候的雅典总人口不过几十万，而且雅典是公民兵制度，临到打仗了才由各家各户的公民壮丁们自带武器装备集合打仗，平时是没有常备军的。所以庇西特拉图依靠这50个手持棍棒的壮汉，就能在雅典横着走了。
庇西特拉图带领这50名汉子，发动了一场袖珍的“武装政变”。他们冲进雅典卫城，占领了政府机关。然后，庇西特拉图就大模大样地当起雅典的统治者。
不过，庇西特拉图依靠50根木棒建立的这次独裁政权并不稳定。平原派和海岸派的贵族政客们发现这个“温和”的家伙原来这么蛮横，都感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们联合起来，向庇西特拉图开战。庇西特拉图在雅典的统治还不够稳定，区区50根木棍不能压制一个城市。到公元前556年，他就被平原派的贵族和海岸派的富翁们联合轰下了台，狼狈逃出雅典。
庇西特拉图遭此挫折，并未屈服。他意识到寡不敌众、孤掌难鸣的道理，决定分化敌人，缔结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联盟。于是，庇西特拉图利用平原派和海岸派之间的矛盾，向海岸派伸出橄榄枝。海岸派的首领美加克列斯欣然同意，还把女儿嫁给了庇西特拉图。这样，山岳派和海岸派在公元前550年形成了联盟，共同反对平原派。
上次庇西特拉图是靠着50条汉子打进雅典，这次他决定转换手段，利用美女怀柔。他先派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在雅典散布谣言，说是我们的守护神雅典娜女神，将要亲自护送庇西特拉图到雅典，这将充分说明庇西特拉图才是雅典的希望！
古希腊的老百姓，最喜欢听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顿时纷纷有了好奇心，都等着看雅典娜女神到底多么漂亮。
到了约定的日子，庇西特拉图找来一个身材高大、丰满漂亮的美女，把她打扮成女神雅典娜，然后两个人同坐一辆车，大摇大摆，开进雅典。两边群众看到如此迷人的女神，大为倾倒，个个欢呼雀跃。再加上海岸派的支持，庇西特拉图顺利地二次入主雅典。
不过，这一次庇西特拉图的执政时间更加短。海岸派的美加克列斯本来就是个老狐狸，在利用庇西特拉图排除平原派的旧贵族之后，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婿更加不放心。到了第二年，美加克列斯就撤销了对庇西特拉图的支持，再度率领富翁们对他反攻倒算。庇西特拉图没想到岳父居然翻脸，只好又一次逃出雅典。他和美加克列斯的女儿自然也就离婚了。
再次被逐后，庇西特拉图决心励精图治。他发现，雅典平民力量有限，尚不足对抗贵族和富豪。仅仅依靠民众的支持难以长期立足，就算利用其他派系政客的支持，也会受制于人，最终为他人火中取栗。打铁还要自身硬，要想当好僭主，还得靠自身的实力。简单说，就是有钱有兵，有广泛的盟友。于是，庇西特拉图转而先积蓄财产和人脉。他在色雷斯地区开采了一座银矿，从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他游走各城邦，结识了许多头面人物，形成自己的政治同盟。
万事俱备后，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40年，用大笔金钱招募了一支雇佣军，在马拉松登陆，然后向雅典进军。他的支持者也纷纷带着武器从雅典城内跑来加入他。这样，庇西特拉图的队伍人数不断增加。
雅典政府赶紧召集公民兵，前去拦截庇西特拉图。两军展开了战斗。但庇西特拉图手下，有的是为钱卖命的雇佣兵，有的是热诚拥戴他的支持者。而雅典方面的公民兵，不过是被政府法令征发过去的，他们中许多人其实并不讨厌庇西特拉图。两军交战不久，雅典军队就渐渐招架不住了。这时候庇西特拉图又宣布：所有人不必害怕。只要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家和妻儿团聚，我庇西特拉图既不会乘胜追杀，也不会秋后算账。这么一来，公民兵们顿时丢盔弃甲，溃逃回家。庇西特拉图在雇佣军和支持者的簇拥下第三次入主雅典，他的政敌美加克列斯等大批贵族逃到外国去了。
这回，经历两次失败的庇西特拉图吸取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措施巩固自己的政权。首先，他把美加克列斯等大批外逃政敌贵族的土地没收了，分给贫穷的农民，这既削弱了政敌权力，又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他还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提倡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帮助公民发展经济。农民成为了庇西特拉图坚定的支持者。
庇西特拉图还扶持自己的好朋友吕格达米思在纳克索斯岛当僭主，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僭主联盟。他又把一些贵族和家属迁移到纳克索斯岛作为人质，免得他们破坏自己的统治。另外，庇西特拉图建立了多达300人的卫队，还为自己修建了城堡。庇西特拉图住在城堡中，有卫队环绕，谁想推翻他也就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至此，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不过，他的铁腕，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尽管表哥梭伦在晚年很警惕庇西特拉图，但庇西特拉图的执政思路，其实也是梭伦改革的延续。
庇西特拉图继续抑制门阀贵族，扶持平民，同时加强雅典作为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他设立了乡村巡回法院，使得各地农民可以不必跋山涉水到雅典城打官司，这样就把司法权从当地贵族手中收回到城邦法院手中。他加强了货币的铸造，并逐渐驱逐了各贵族自己铸造的货币。他搞了很多基建工程，大修神庙，又规划了很多祭祀活动。这其中最受青睐的是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据考证，在庇西特拉图时期，雅典娜的雕像比之前大幅度增加了。这些神庙、神像和祭祀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促进手工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雅典”这个政治文化概念深入人心，消除了旧有氏族的文化隔阂。
庇西特拉图
他继续发展经济，尤其是手工业，延续了梭伦要求父母培养子女学习手艺的政策，还颁布了《反懒惰法》加以确认。他主持修筑供水工程，从雅典城的南面，以巨大的输水管直通雅典广场，有的地方需要从岩石中间开凿一人高的隧道，有的地方需要在农田架起一人高的水槽。输水管建成后，一直沿用到18世纪。
对外政策上，庇西特拉图发展睦邻友好，结交盟邦，促进对外商贸的发展。同时，他积极推动雅典对外殖民，在小亚细亚西北角建立了西格伊昂殖民地，让自己的儿子担任统治者，又在色雷斯建立殖民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庇西特拉图是典型的用武力上台的僭主，但他在夺权之后，却继续表现宽厚谦和，以此来笼络贵族，同时则给予平民更多的实利，从而左右逢源。他经常到乡村视察，听取农民的诉求。他的改革是在梭伦基础上进行的，而且通常并不违背梭伦的宪法，而是在这个宪法框架内，依靠自己的影响力让亲信同党担任要职。梭伦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发起控诉。某次有人控诉庇西特拉图犯了杀人罪，结果，庇西特拉图居然亲自到法庭准备接受审判。不过，法官却不敢审判这位独裁者，吓得逃跑了。
在庇西特拉图手上，雅典不但实力日增，而且成为古希腊世界一个模范城邦。大批诗人来到雅典定居。庇西特拉图派自己的儿子主持了《荷马史诗》的修订工作，这也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将原本行吟诗人口口相传的《荷马史诗》用文字记录整理。当然，也有人认为，庇西特拉图假公济私，干这件事的时候，趁机在《荷马史诗》中掺入了歌颂自己祖先的文字，这倒也在所难免。
公元前527年，独裁执政十多年的庇西特拉图去世，享年约73岁。他死后由儿子继续进行僭主政治，10多年后被推翻。耐人寻味的是，之所以雅典的僭主政权被推翻，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庇西特拉图给了贫苦农民较多的经济权益，使得他们解决温饱生计之后，萌生出更多的政治诉求，转而向独裁的僭主政权开战——而在之前，他们只要谁能让他们吃饱就支持谁。庇西特拉图的一生充满争议，然而他对古希腊世界的贡献却难以否认。
第六节民主！克里斯提尼之功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27年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西庇阿斯继续僭主统治。西庇阿斯的威望和能力都远不如其父亲庇西特拉图。为了收买人心，表现宽厚，他把一些被父亲流放的政敌赦免回国。这里面，有一位叫克里斯提尼的（约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出身显赫。他的父亲美加克列斯，是贵族集团“海岸派”的首领，从政治上属于与梭伦较为接近的新兴工商业权贵集团，也曾短暂当过庇西特拉图的岳父，后来死于国外，克里斯提尼成为家族领袖。克里斯提尼的母亲也是名门闺秀，他的外祖父也叫克里斯提尼，是西居昂的僭主。这样一位门阀贵人回到雅典，很快投身政坛。公元前525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执政官。
庇西特拉图死后，雅典政局日趋动荡，僭主统治集团遭到了守旧贵族集团和平民派两者的联合反对，斗争逐渐尖锐。公元前514年，西庇阿斯的一个兄弟遇刺身亡，西庇阿斯悲愤之余，加强了对政敌的打击。于是克里斯提尼等贵族再次逃亡国外。
不过这时候，古希腊另一个强邦斯巴达插手了。斯巴达本身是较为保守的农业国家，实行的也是贵族统治的寡头政治。他们对于倡导改革的各城邦僭主们非常仇视。在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经常出兵援助古希腊各城邦中的反僭主集团。庇西特拉图在世时，斯巴达慑于他的威名，不敢轻举妄动。如今西庇阿斯当权，内忧外患，于是斯巴达国王克列奥麦涅斯趁机联合被轰出来的雅典贵族，于公元前510年进军雅典。西庇阿斯挡不住斯巴达的精兵，连战连败，被迫同意离开雅典。持续30余年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权自此被推翻。西庇阿斯后来逃到波斯去了。
代表平民利益的僭主政权倒台后，雅典政坛再度风起云涌，旧贵族的平原派和新兴富豪的海岸派又开始斗得不亦乐乎。旧贵族们依靠户大人多，加之打倒僭主后，收回了部分权力，一度占据优势。这时候，海岸派领袖克里斯提尼等人，转而与过去支持僭主的平民派联合，共同对抗旧贵族。两边针锋相对，势同水火。
公元前508年，平原派首领伊萨格拉斯当选为首席执政官，试图在雅典重新建立少数大贵族专权的寡头政治。危急关头，克里斯提尼率领富豪们和平民们奋起反击。这时候，当初梭伦建立的民主政治开始发挥威力。在一次公民大会上，克里斯提尼发出一项“全面改革政治制度”的纲领，得到大会通过。次年，克里斯提尼的一位亲戚当选执政官。海岸派和平民的联合阵营开始占据上风。
旧贵族们见势不妙，再次求助于后台老板斯巴达王国。斯巴达国王克列奥麦涅斯再次率军直奔雅典而来。克里斯提尼等反贵族的领袖仓皇逃亡。斯巴达国王扶持平原派的伊萨格拉斯重新上台，建立了300人的贵族寡头政权，还放逐了700个支持改革的家族，一时得意非凡。
然而旧贵族们的美梦很快破灭。雅典人见旧贵族竟然勾结外国军队，推翻合法政权，非常愤怒。他们发动了全民起义。斯巴达军队虽然精锐，但数量太少，一下被潮水般的雅典起义军围困在雅典卫城中。最后，他们坚持不住，只好向雅典人投降，灰溜溜地撤回斯巴达。贵族派首领伊萨格拉斯跟着斯巴达人逃走，他的同伙大部分被雅典人处死。
随后，雅典人迎回了被放逐的700个改革派家族。公元前506年，克里斯提尼当上了首席执政官。这时候，他已经60多岁。全雅典的民众发出呼唤：“克里斯提尼啊，你当初说要改革，才被贵族派赶走。现在我们打倒了贵族派，你快说说怎样改吧！”
站在民众推举的政权之巅，克里斯提尼百感交集。他年轻时，姐姐曾经嫁给庇西特拉图，维持短暂的婚姻。他这数十年中，见惯了雅典城邦内的政坛激战，三个党派你争我夺，此起彼伏，还引来了斯巴达军队的武装干涉。如今虽然暂时轰走了贵族派，若不能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体制，那么稍有风吹草动，只怕过去数十年的动荡又要重演。
为此，克里斯提尼经过深思熟虑，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次深化改革。
他认为，过去雅典这样争斗的原因，除了贵族、富豪、平民三大集团的利益不一致，还和旧有的氏族部落组织存在有关。这些氏族传承已久，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血缘关联。其中的贵族能够借这种关联来控制平民，乃至对抗国家政令。要消除贵族的特权，就必须设法根除这种氏族组织的影响。梭伦在百年前的改革虽然部分抑制了贵族权力，但梭伦对国家军事、政治、司法的权力分配，依然是以四大氏族为单位的，四百人大会的成员，是从每个氏族选取一百人。氏族贵族尽管自己未必能当上官员和陪审员，却能借着氏族血缘的权力影响官员和陪审员。
为此，克里斯提尼釜底抽薪：你们不就是仗着氏族组织来搞事吗？那我就把氏族组织完全拆散。
他把整个雅典城邦，划分为平原、山地、海岸三个大区。每个大区又分为十个“特里斯提”（相当于县），这样全国一共分为30个县。而每个县下面，又分为几个德莫斯（相当于乡镇）。全国一共分为100多个乡镇。
其中，首都雅典城位于平原大区，但并不是单列一个县，也不属于平原大区的某一个县。相反，雅典被切割成10个街区，每个街区隶属于平原大区的一个县。换言之，平原大区的每个县都包含了一个雅典城的街区。而且，每个县包含的雅典城街区，也不是单列一个乡镇，还可能再被细分为几片，每个街区再与其临近的乡下地区组成一个乡镇。
三个大区，每个大区10个县，这看起来和一般的行政划分并无区别。然而克里斯提尼的设想关键在于：他把这一共30个县，又组成了十个“地域部落”（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简称“地市”），每个“地域部落”包含3个县。奇妙的是，这并非是选择地域接近的3个县组成1个地市，而是选择距离较远的1个平原县、1个山地县和1个海岸线来组成1个地市。
这样一来，克里斯提尼就为雅典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行政体制。全国分为10个地市，每个地市包括彼此不相邻的3个县，其中的1个平原县中，又包含了一部分雅典城的街区。这就使得每个地市中的几万人，完全来自不同的地域。旧有的氏族体系完全被拆散重组了，原本沿海地区、山区和平原地区存在矛盾，这些区域矛盾也都通过这种拆分组合，融入每一个地市之中，成为内部矛盾。同时由于每个地市都包含一部分雅典城的街区，于是这些街区自然成为每个地市的核心区域，有助于雅典城控制整个国家。
为了增强地市的内部凝聚力和自豪感，克里斯提尼吩咐太阳神庙的祭司，给每个地市选取了一位神话时代的英雄，以此来命名这个地市。这个英雄也成为这个地市的守护神，并建立专门的祭坛和祭祀人员。这样，一个地市内来自沿海、山区、平原和街区内不同阶层、不同氏族的雅典公民，通过共同祭拜一位守护神，实现了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从而把彼此当作一家人。
在行政权力上，克里斯提尼将地市以下的德莫斯（乡镇）作为基本行政单位。每个乡镇的镇长由内部选举产生，并负责在本乡镇内部执行选举公职人员、征税征兵等工作。乡镇要明确地统计本乡镇的公民清单，雅典公民的儿子年满18岁之后，就要在所属乡镇大会上举行隆重的入籍仪式，表明他从此拥有雅典公民权。一个公民即使搬迁到他地，但公民的籍贯依然在他出生的乡镇（相当于户口所在地）。这样，任何一个雅典公民的情况，都可以从他籍贯所在的乡镇清单上迅速查到。
政治权力上，克里斯提尼废除了梭伦按照4个氏族部落划分的四百人会议，改为五百人会议，从每个地市选拔50名议员。而每个地市的50名议员，则是按大致的人口比例，由该地市下属的各乡镇公民中抽签选出。五百人会议按地市分为10个50人组，每组（同一个地市的50人）负责值班十分之一的时间。五百人会议的权力很大，负责召开和组织公民大会，公民大会的所有议题也必须在五百人会议上先拟定。克里斯提尼还在雅典市中心专门为五百人会议修建了会议大厅和专门的厨房，让议员们有地方办公，有工作餐吃。
军事上，克里斯提尼同样废除了梭伦按氏族部落征集军队的制度，改为以地市为单位，每个地市负责征集一定数量的重步兵、骑兵和海军，并且选举一个将军。10个地市的将军组成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称为“十将军委员会”。
通过这些措施，地市的凝聚力变强了，相应的旧有氏族约束力因此大为弱化。尽管克里斯提尼并未颁布明令取消氏族部落，但氏族部落还是退化为仅仅具有一点宗教和文化属性的松散组织了。
克里斯提尼除了要打破旧氏族的桎梏，还要防止再出现庇西特拉图这样的僭主，以独裁危害民主。为此，克里斯提尼准备了一件“民主利器”，就是“陶片放逐法”。这个法子简单说，就是如果一个政客拥有了较大的能力和威望，可能建立独裁，危害民主时，雅典公民可以直接投票通过把他流放十年。
具体操作，每年12月首先由五百人会议向公民大会咨询，今年要不要搞陶片放逐？如果公民大会确认今年要搞，那么就在次年2月—3月专门举行一次公民大会。这次大会必须要有6000个以上公民参加才有效。参加大会的6000个以上公民，每人发一块陶片，让他们在陶片上写他们想流放的人名。最后统计上来，如果某个人得到了最多票数，那么他就被判处流放10年。被流放的人不得辩护，也不会改判，必须在一定期限内离开。不过，他的家属可以继续留下来，财产也不会被没收或封禁。十年期满他就可以回来，中途，国家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提前让他回来。总之，这不是判罪，只是一种防范独裁风险的措施。
显然，这种写写陶片就流放的制度，很能满足普通民众的快感。它确实赋予了民众很大的权利，当其被滥用时，可能造成一种暴民政治。因为民众的情绪是很容易被煽动的，而决定是否流放仅仅在那写陶片的短暂时间，也很难做到理性与谨慎。不得辩护和改判，则断绝了补救的措施。
第一次陶片放逐法是在公元前487年，距离克里斯提尼制定这项政策差不多近20年。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雅典公民们写陶片越写越有瘾，越流放越来劲。而政党之前的斗争，也把“煽动民众放逐对方”作为一项有效的武器。最后，雅典那些文武双全的功臣良将，很多都难逃被放逐的命运，这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雅典自己的力量。
然而，陶片放逐法毕竟对处在上位者有很强的制约。这套法律，和克里斯提尼的其他制度一起，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权力，让雅典普通公民具备更多的力量。
克里斯提尼为民主改革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基本完成改革后，他也疲惫地离开了人世，这大致是公元前6世纪末的事儿。
梭伦、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是近一个世纪里的三个伟大领袖。他们个性有差异、才能际遇不同、政治理念迥异，却殊途同归，将雅典从传统的氏族贵族政治国家，建设为中古时期奴隶制民主的典范，其影响力流传至今。
当然，雅典毕竟是奴隶制的国家，他们的所谓民主，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谓公民权，仅仅限于年满18岁的雅典男人，只占雅典城邦总人口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奴隶、外邦人、妇女儿童，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而在克里斯提尼的时代，雅典公民中最贫穷的第四等级，依旧没有担任公职的权力。
在克里斯提尼之后，雅典政坛斗争不休，长期分为所谓民主派和权贵派两大阵营，彼此争权夺利。其中民主派主要由新兴富商们组成，想要打破尽量多的门阀特权。而权贵派主要代表是守旧的门阀贵族及其拥趸，以战神山议事会为其俱乐部，他们尽可能阻挠民主深化改革，想多留一些特权在手中。两派持续斗争上百年，但雅典政治的大方向，还是向着越来越民主的方向发展，普通公民对政局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未来，雅典的内部斗争，包括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斗争，也都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争取民意成为决定斗争胜败的关键。
克里斯提尼
以雅典为代表的这种希腊式民主，当然存在很多缺陷。公民投票成为决定胜败的因素，这其实是一种相当低效的决策，而大众本身容易被煽动、愚弄，也造成这种决策结果的不科学性。然而，纵观整个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各国权贵重臣斗争的手段，往往或是比拼谁更能赢得君主的信任，或是直接比拼谁手中的权力（尤其是兵权）更大。在这种大背景下，雅典政客的斗争，比拼的是谁能引导舆论，谁能取悦、说服公民大众，并使对方遭到公民们的唾弃。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进步。
第七节开拓！米利都的哲学家古希腊世界之所以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滥觞，不仅是因为它的政治、军事、文化，更因为它开创了西方哲学与科学思想的源流。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哲人们，已经在苦苦思索世界的本原、生命的意义、人的价值。正是在这些今天看来淳朴的简单思想中，他们逐渐勾画出一个具有无限希望的新世界。
古希腊时代较早的哲学家被称为米利都学派，因为其建立于城邦国家米利都。本章第二节提到过，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是一个非常繁荣富裕的港口城市，是古希腊世界的殖民大国，在欧洲、亚洲建立了差不多30个殖民地。这种积极开拓的性情孕育出思想领域的积极探索精神。就在公元6世纪，米利都出现了三位哲学宗师：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7年）、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610年—公元前546年）和阿那克西美尼（约公元前588年—公元前526年）。
其中泰勒斯是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他和梭伦并列“希腊七贤”。希腊七贤是指古希腊文明前期七位名人。但其中比较确认的只是梭伦和泰勒斯两人。剩下五个，据说是斯巴达的首任监察官奇伦、普利耶涅的律师毕阿斯、米提尼亚的政治家庇塔库斯、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林迪僭主克莱俄布卢，但并未确认。
泰勒斯
泰勒斯的主要观点，认为万物之源为水，水生万物，万物又复归于水。为什么这样想呢？大约泰勒斯观察到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水，而动植物体内也都包含液体，于是得出这个结论。
这个观点看上去非常简单，而且和我们今天的科学常识差异很大。然而在当时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更早的时候，人们在解释世间万物的时候，都习惯用“这是神创造的”作为依据。这种依据在早期世界中无懈可击，任何“是什么”“为什么”都可以给出答案，然而却是懒惰与消极的。而泰勒斯以水而不是神来作为万物本原，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思维和脚踏实地的探索精神，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相比神，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可以被感知的东西，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世界本原是水，不管正确还是错误，至少意味着，我们人类敢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头脑去探索这个世界。这是具有突破性的。
不过，泰勒斯的这个观点，被他自己的学生，也就是米利都学派的第二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修改了。阿那克西曼德觉得，万物之间是可以转换的，老师您说本原是水，然而水同样可以转变为空气或者土壤，同样土壤和空气也能转变为水，或者在其他事物中相互转换。既然如此，又怎能说水就一定是本原呢？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无定”，意思是“没有具体的性质、具体的形状、固定的大小”的一种东西，或者叫作一种规律。
但它既然没性质、形状和大小，又怎能成为万物本原呢？阿那克西曼德提出，这是因为冷热两种对立的特征，在永恒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中，产生出万物。例如太阳、月亮和星星是热，大地和空气是冷。万物从“无定”的冷热对立中产生，而万物消灭后又要回到“无定”中去。
在这里，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对立”和“运动”的概念。他还认为决定一切的是“命运”，“命运”决定上述这些所有的变化。这里说的“命运”，其实就是“自然规律”“客观规律”。而“无定”生冷热，冷热生万物。
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也是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位哲学家阿那克西美尼，又在老师基础上进一步修正。他觉得老师说的“无定”这个概念太抽象，让人没法理解。他将世界的本原称为“气”，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的凝聚和疏散形成的，比如气疏散时就变成火，凝聚时先变成云，再变成水，进而形成大地、石头。我们的灵魂也是一种特殊的气，是使我们成为一体并主宰我们的气，包括神也是气的一种。不是神创造了气，而是气形成了神。
阿那克西美尼用气的凝聚和疏散来表达万物，显然比他老师阿那克西曼德的冷热无定要好理解得多，而且首次阐明了“量变到质变”的概念。他的师祖提出万物源头是水，却无法说出水怎样才能变成万物。而阿那克西美尼将一种本原（气）和两种对立运动（凝聚和疏散）结合，给出了一套能够自洽的解释。他认为灵魂和神都是由气形成，也开了西方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精神现象的先河。
米利都学派在西方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西方哲学的产生，开始从神话向哲学的转变，用理性思维取代神话幻想。他们积极探寻万物本原，观察到万物的彼此联系，发现运动和对立。这些都推动了后来两千余年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不过，自从阿那克西美尼在公元前526年左右去世后，米利都学派也就没有出过什么大家巨匠。公元前5世纪初，东方的波斯大军入侵古希腊世界，米利都沦陷，之后这个学派也就消弭于历史长河之中。
第八节数神！毕达哥拉斯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由盛转衰，他们的地位，则由一位叫毕达哥拉斯的大神取代。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年或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00年或公元前490年）的年龄，比米利都学派三代哲学家中最年轻的阿那克西美尼要小一些，他也曾经跟着米利都学派学哲学，所以完全可以算是米利都学派的继承人。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还是一位数学家。
毕达哥拉斯出生于萨摩斯岛，萨摩斯岛依靠航海贸易，是古希腊世界中繁荣富强的一个城邦国家。毕达哥拉斯的父亲是一位贵族富商，不但有家财万贯，而且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因为毕达哥拉斯从小聪明伶俐，所以9岁时候，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地中海东岸的提尔（今黎巴嫩）学习。提尔属于四大文明中的两河文明地区，毕达哥拉斯在这里接触了东方的宗教和文化，不但增长了学识，更开拓了视野。
此后，毕达哥拉斯跟随父亲多次外出经商，后来又自己游学四方。他多次到过古希腊本土各地、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岸，还到古埃及的神庙中做了整整十年学问，甚至他还可能去过印度。在米利都，他曾向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哲学家学习，还从萨摩斯的诗人克莱非洛斯那里学习了诗歌和音乐。
50岁左右时，毕达哥拉斯回到家乡萨摩斯准备讲学，却不受乡亲们待见。再加上跟萨摩斯的僭主波吕克拉底关系很糟糕，于是毕达哥拉斯往西逃到了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在那里定居。之后，毕达哥拉斯广收门徒，在意大利的克罗顿地区建立了既像宗教也像学术团体的组织，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
关于他传下来很多有趣味的故事，真伪难辨。比如说，毕达哥拉斯认为，人人都应该学习几何学。某日他碰见一个穷人，天资聪颖，却觉得几何学没什么用，不肯学。于是他自己掏腰包让这穷人来学几何，约定只要学懂了一个定理，就可以得到3块银币。穷人欣然从之。过了一段时间，穷人果然学会了好几个定理，挣了不少银币。这时候，毕达哥拉斯发觉穷人已经迷上了几何学，于是停止授课。穷人学上了瘾，欲罢不能，反过来哀求老师多讲些定理，最后甘愿出钱跟老师学习。于是没多久，毕达哥拉斯就把之前给这个学生的钱全部挣回来了。
毕达哥拉斯对妇女比较尊重。古希腊时代男尊女卑，女人连公民权都没有。按当时的风俗，妇女是被禁止出席公开活动的。但毕达哥拉斯却允许妇女们也来听自己的学术讲座。这在当时引起了一阵惊叹。尽管来听的都是上层社会的妇女，但这也算了不起的解放了。后来，毕达哥拉斯在听众中发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席亚娜，心中窃喜，于是继续施展辩才，讲得天花乱坠，使那女孩子倾心不已，最后嫁给了他。除了让毕达哥拉斯收获一位美丽的妻子，这个学派还涌现出十多位女学者。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毕达哥拉斯最突出的特长是数学。他是西方最早发现“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之和等于斜边平方”的人，因此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叫作勾股定理，即勾三股四弦五）。他对自然数进行了各种划分，如奇数和偶数，素数和合数，还有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他和他的学派，证明了“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研究了黄金分割，发现了正五角形的作法，证明了正多面体只有五种，还证明了平面可以被正三角形、正四边形或正六边形填满……
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崇拜，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将数学与哲学、数学与音乐、数学与神学结合起来。他发现，当乐器的弦长比例越简单，乐器的声音就越和谐，进而推广到宇宙万物都应寻求和谐的数学比例。他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不是米利都学派的水、无定或气，而是抽象的数。数是最智慧的东西。他认为，数值的比例是秩序之源，决定了命运。认识世界，就是要认识数。因为有数，才有点；有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才有万物。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
毕达哥拉斯给数字赋予了超越数学的涵义。他认为“1”是万物之母和智慧；“2”是对立和否定的意见；“3”是万物的形体和形式；“4”是正义；“5”是婚姻；“6”是灵魂；“7”是机会；“8”是和谐、爱情和友谊；“9”是理性和强大；“10”是完满和美好。
他认为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轨道都应该是完全的圆形，认为天上运动的发光体必然有10个。他还从几何对称的角度，认为地球沿着一个球面围绕宇宙的祭坛“中央火”转动，另一侧有一个“对地星”与之平衡。这10个天体到中央火之间的距离，同音节之间的音程具有同样的比例关系，以保证星球的和谐，从而奏出天体的音乐。
毕达哥拉斯
他从数学角度拼凑出“十对矛盾”，即有限与无限、一与多、奇数与偶数、正方与长方、善与恶、明与暗、直与曲、左与右、动与静、阴与阳，认为世界万物均可以解析为这10对对立。这一套理论，其实和中国同期的阴阳五行有类似之处，都是把数学神化了。
毕达哥拉斯在克罗顿建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学当作社团的灵魂。这个社团中，大家地位一律平等，一切财产都归公有。社团每个成员都要在学术上尤其是数学上达到一定的水平，加入组织还要经历一系列神秘的仪式，以求达到“心灵的净化”。他们遵守很多莫名其妙的规范和戒律，比如不能吃豆子，不能碰白公鸡，不能用铁拨火，不能吃整个的面包，等等。如此充满理性的学派，却又带上原始社会神秘禁忌的味道。
他们相信依靠数学可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万物都包含数，甚至万物都是数，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这个学派在意大利南部曾经拥有很大的势力，甚至控制克罗顿的政权。不过，后来他们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和冲击，毕达哥拉斯被迫移居他林敦。
在公元前500年或公元前490年，毕达哥拉斯去世。在他死后，他的这一学派继续发扬光大，成为古希腊最有影响力的学派，直到100多年后的公元前4世纪中叶才渐渐衰亡。后世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都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
色诺芬尼嘲笑人们用人的形象去描绘神的形象，认为神是抽象的、普遍的、不变的，被视为西方哲学的第一个一神教信徒。他认为“一切都从土中生，一切最后又都归于土。”“一切生成和生长的东西都是土和水。”作为诗人，色诺芬尼通过写诗嘲讽世人，也通过诗歌谈论“真理”。他敢于承认自己无知，也敢于大胆怀疑。而这样的精神，在他后辈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身上表现得更为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