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朗格斯》
文/羲和余军
朗格斯不是大伯的真名，叫他这个名子的人也都是一些和他关系不和谐的人。大伯是父亲的堂兄，但实际年龄也就比爷爷小八九岁，所以记忆中的大伯好像和爷爷那代人倒有好多的交集。
小时候，听到大伯的话总是说他是多么多么的坏，说他曾经和爷爷如何如何的吵架，指着爷爷的后背骂爷爷。所以出于义愤或者自我保护，常常和大伯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远远的看到他，会自觉不自觉的躲避。后来，慢慢长大了，不再刻意和大伯保持某种距离，但对他的看法还是没有改变，总觉得他过于刻薄尖酸，顽固且不近人情。最要命的是他经常和大表哥吵架，一度砸坏家里的东西，不是嫌大表哥为人懒惰，就是嫌大表哥不谙世事，不会活人。应该是零二年腊月吧，那时我正上大学，因为快过年了，表妹带着男朋友回家探亲，本该是一家团聚享受天伦的好日子，但大伯就是一天到晚的拉着脸，照谁都不自在，不是指桑骂槐，就是阴阳怪气。终于在腊月二十九的早晨，和大表哥吵开了，好在那天，表妹和她男朋友赶集不在家，还不至于让大家太尴尬，但关于他刻薄尖酸的形象一下子得到加强，总觉得他有些没事找事。再后来，结婚，参加工作，不可辟免的和大伯一起处理一些事务。我觉得，大伯除了要强，说话打比方时爱说“朗格斯”三个字以外，也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要听到那么多关于他的坏话呢？
大伯已经去世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好像已经模糊，但关于他的生平，在大家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不断的圆润丰富。应该说大伯也是一位苦命的人，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与继母相依为命，先后取过两位妻子，抚养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中年丧妻的厄运大伯也不期而遇，一生苦楚可想而知。记忆中大伯母出殡那天，雨下的很大，我和不到三岁的表妹爬在窗口看雨，大伯父站在廊沿上看我们，望着我们泪眼巴巴的样子，跑到厨房给我们端了一碗豆腐，头也不回的跑进了送丧的队伍。大伯母去世后，大伯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为了生计，常常违反当时的生产规定，偷偷的跑出去“搞副业”，要知道在当时这可是非法的。所以，大伯常常要被生产队的干部拉出来，作为“走资派”的典型在大会上批斗，本来低个头认个错也就没事了，但大伯天生的顽固，往死里抵抗，就是不“认罪”。所以，常常是台上死扛到底，私下里又挑干部们的理，给干部们找麻烦，久而久之，各种关系越来越臭，以至于成为大家口中的“坏人”。
其实，大伯高兴的时候也是很讨人欢心的。一只脚向前站着，一只手搭在背上，一只手向上微微抬起，数着指头，堆着满脸的憨笑，“今年的粮食比往年又多了，朗格斯四月里的那几场雨下到时候上了”，“朗格斯外几年，庄稼撒时候长的这样好”，“朗格斯王家今年麦子打了八十多袋子”。大伯最高兴的莫过于说大表哥出门挣了多少钱，谁家多打了多少粮食，谁家引进了新的粮食种子，村上又多了几位大学生，……。当然，大伯说的最多的是表妹和他的大孙子，说道他们时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反正是三句话里总有两个“朗格斯”，不知道是打比方，还是引用，说的头头是道的，不允许别人持一点儿不同意见。我想大伯就是喜欢跟人狡辩，而且是一根筋的狡辩，只要他高兴喜欢，他绝对能说出成千上万的好处来，当然，对于不喜欢的人事，他也绝不含糊，即便是心上已经服输了，但嘴上就是不饶人。
大表哥刚结婚那几年，表哥买了头骡子替别人转矿，跑山卖木头，表嫂养了头母猪，一年下两次崽，一次十来个，虽然幸苦，但日子过的欢实。大伯见谁都笑，逢人就夸，“我的新庄子还是听话，朗格斯这样下来，一年存万把钱还是不成问题的。”在后来，表妹考上了西安航空工程学校，表哥的儿子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大伯喜上眉梢，走在路上，看着影子都笑。都说大伯为人刻薄尖酸，我觉得他除了要强，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大伯一个人操持家务惯了，家里家外安排的井然有序，即便是院里院外的空地，也要精心种上几棵梨树，来补贴家用。但是，小时候我们淘气、嘴馋，常常在大伯不在时偷摘大伯的梨子，大伯知道是我们害的，但还是要故意的大声叫骂几声，甚至当着我们的面往树上打农药。他一边打药，一边大声的骂，“看谁还敢偷摘我的梨子，朗格斯盐关前两天就把客偷苹果的娃娃毒死了”。一时间我们都很害怕，就不敢再偷摘大伯的梨了，但后来，大伯给我们说，“朗格斯就是装样子吓唬人，朗格斯有那钱卖农药，都打到庄稼地里了”，大伯裂开嘴爽朗的笑着，“朗格斯不那样，也把你们莫办法”。说实在的，我小时候也没少吃大伯的犁，但吃的最温馨的一次是上大学的那个寒假。那一天，大伯刻意把我领到他家，非要我和他坐一会儿，说话的时候，大伯就站起身来，从墙台上取下八九颗硕大的八盘梨，说是家里终于出了个大学生，说什么也要让我尝一尝他的劳动果实，大伯说：“今年梨子长的圆润，好卖，朗格斯两天就把七八百斤梨全部卖啦！这些是给你留着点，再不吃朗格斯就朽了。”
大伯是二零一一年去世的。临终前，五个孩子轮流陪床，大伯走得很安详。
2021.10.11.